《联合早报》8月19日发表评论文章，原题：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
最近看到《经济学人》《外交政策》和《大西洋周刊》在讨论到底是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还是《大西洋周刊》的詹姆斯·费洛世给了习近平以“中国梦”的灵感，不免莞尔。其实“中国梦”的提法缘起何处并不重要，令笔者惊讶的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竟然捉住了这些殿堂级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想象力，这是之前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所没有做到的，可谓中国重金打造“软实力”以来最为成功之案例。
西方评论员有说中国梦是抄袭美国梦；也有说中国梦说辞假大空，缺乏实质性的细节，不接地气。笔者以为，模仿美国梦并无伤大雅，因为如今连好莱坞都会从中国的影视作品，乃至中华文化中汲取灵感，此乃交流也，有利于世界之大同。但中国梦不接地气之嫌，确实值得深思。毕竟，中国梦的提出在于要把如今愈渐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重新紧紧地给凝聚起来，中国梦便是现时中国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缺乏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执政党，会渐渐丧失执政的基础。
应该如何给中国梦接地气呢？如何避免中国梦在无数口水歌、主题晚会等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之后，沦为网络文学调侃的对象呢？也许我们能从美国梦最初的定义中寻找到答案。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在经济学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可以通过代际收入弹性，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或称“大亨小传”）曲线等指标来衡量。看得出，美国梦和中国梦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性很好地量化，从而接上地气。
在旧中国，社会流动性受到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场近代中国久受压抑的社会流动性强势反弹的革命。如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又如何呢？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去年的一份研报，现时中国城镇人口的父子间收入弹性为0.63，父女间收入弹性为0.97，这表明了中国的城镇乃是全世界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城镇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在城镇社会流动性明显改善之前，北京有必要控制好城市化的速度，因为在社会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盲目的城市化就好比往炸药桶里塞入更多的火药。
今天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为何如此之低？其一，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始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此后，户口成为了与就业、教育、医疗、退休、住房等挂钩的社会管理及福利体系的基础之一。时至今日，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上亿农民工进城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与出生地或上一代人出生地相联系的户籍制，依然存在，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