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说得特别清楚，小平走了，但是要高举他的旗帜，继续往前走，而且全党在这一问题上要进一步提高坚定性和自觉性，这也事关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命运去迎接未来的新世纪，21世纪中国能站在什么位置上。这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前，党所做的战略部署，首先要回答的就是邓小平不在了，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关于方向道路的问题争论过两次，这两次都事关重大。从那以后，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关于道路旗帜问题一直都很鲜明。
十八大前的争论：面对新矛盾新问题要用什么路解决
到十八大召开前夕，2010年和2011年，国内思想又一次活跃，开始争论很多问题，最后焦点还是方向道路问题，走什么路，往什么方向去。
为什么2010年、2011年思想那么活跃？可以先看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同时社会变化很大，有很多新的矛盾和新的情况出现。首先是贫富分化，到现在为止这是大家高度关注的；第二是党内腐败比较严重；第三是社会的价值迷茫，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诚信缺失，道德水平下降，市场活动中假冒伪劣特别多，人们缺乏安全感，总怕被骗；第四是人口环境资源矛盾非常突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矛盾高发、多发，突出表现在群众信访和群体事件上。这是90年代后期逐渐开始显现的，到这十年来几乎成为政府的最大压力。这些情况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关键是用什么思路解决这些问题，各种思想观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说各种思潮碰撞非常激烈，社会思想非常活跃。
2010年、2011年关于中国未来道路和方向的各种观点到处都有，不断涌现出来。这两年其实是很敏感的年份，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这就涉及到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怎么看，尤其是对党执政以后的60年怎么看，同时又涉及到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党内在领导国家发展中自身遇到的问题，包括党内腐败问题。
第二，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孙中山推翻最后一个封建帝制，中国人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可是100年后，我们还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民主政治仍然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那么，怎么看待辛亥革命10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引发学界展开不同的讨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满清最后的那段时期，起初他们不想改革，后来意识到不改不行，搞了一个钦定宪法，想改革，可没等到他们改，辛亥革命的枪声就响了，就响那么几枪，满清帝国就瓦解了。言下之意是什么？你没有抓住改革的时机，最后你被社会潮流推翻。实际上这些讨论都蕴含着对当今问题的思考。
第三，苏联剧变二十周年之际。1991年8月19号苏联解体，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研究国际历史的学者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有一些人认为，前面有赫鲁晓夫，后边有戈尔巴乔夫，两个人就把苏联共产党给搞垮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人力量和作用去看，要从多方面因素来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体制问题，如果一个体制带有严重弊端，体制本身就会使那些不重要的干部走上台，成为掌握政党实权的人，体制的弊端加上人的问题，导致了苏联的最后解体。我们国家过去的体制很多东西是照搬苏联，虽然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与当时的苏联体制不同，但在政治上原来的斯大林体制对中国还有多少影响，哪些改了，哪些还保留着，要不要进一步改？这些都是讨论很激烈的问题。
第四，粉碎四人帮35周年。为什么会出现文革？怎么看待文革的经验教训？要不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文革？乃至于如何防止文革以某种新的形式在中国再次回演？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在北京有很多民间学术研讨会。
第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去查全称）30周年。决议深刻总结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绩、经验、教训，乃至于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怎么吸取？怎么深入地从理论上去思考？这些都需要很好地去研究。
第六，所谓的重庆模式争论。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哪个省都会面对，怎么解决，各有各的做法，外界给重庆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扫黄打黑唱红”，重庆自己也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总结和思考，写了一本书叫《重庆模式》，对于重庆的做法，在外界引起极大反响，争论很多，有些人认为是对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行。重庆唱红，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间，很多地方都在搞唱红，人们就有了忧虑，是不是十八大以后，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和未来的发展，会按照重庆的做法往前走？这种担忧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不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