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担负着与学院里的专业学术者不同的职能，不能用后者来排斥前者，也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公知的作用不能只用某种专门的“学问”来衡量，而是必须放到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来考虑。
公共知识分子，应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没有正义感、公共精神等价值属性的“码字工”，根本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根据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说法，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兹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的那种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独立公民，自由公民。
美国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他所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目前的公知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人士。这类人士通常都读过不少历史，也见过很多世面。第二类是文史哲和法学学者出生的公知。这些人士在某些领域的钻研超过第一类人士。第三类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公知。也就是说，这一类人首先是好的社会科学家，做出过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然后才是公知。一个直觉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两类。而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即，基于好的社会科学的公知。
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
同时，理念不同的“公知”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攻击的水平上，他们的讨论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和理论的支持，而不能仅仅因为立场。甚至，尽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会应该有的大方向的水平上。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决，因为即便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保证善治和良政的出现和稳定。正确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的必要而并非是充分条件。善治和良政的扎根成长需要的是具体的制度体系的支撑。
对此，阿马蒂亚·森曾言，“当我们对如何实现绝对正义争论不休的时候，可以把这种话题先放在一边，先关注身边明显的非正义。”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