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言论自由的保护是绝对的。事实上，前面强调的言论自由边界的细致区分，恰好说明了言论自由在行使过程中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言论自由领域充满社会禁忌，挑战这些禁忌者，即便没有法律介入，也会付出惨重代价（比如在美国如果发表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论的后果）。这些代价还包括道德、人格、公信力的破产等。此外，既然主张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承认言论自由的平台是对等的，所以在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赞誉和诋毁，都可能成比例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吴虹飞之前遭遇的言论风雨也不少。总之，我们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生存，所以就必须适应这种多元的言论自由的状况，适应各种批判与差异。
我也不是说政府在言论自由的规范方面就只能无所作为，甚至在政府本身受到伤害的时候。不是的。但是，这里的边界同样需要仔细区分。毕竟，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就是政府，同时，政府的伤害和公民的伤害毕竟不是一回事，它需要更高更严格的标准。反过来说，批评官员的尺度理应比批评平民的尺度要宽松，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公民政府关系的常识。在处理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时，政府和司法需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衡和考量，但正如波斯纳所言，这种考量不仅关照的是具体后果，而且还要关照系统后果。所谓的具体后果，就是个案的影响；所谓的系统后果，就是个案处理对于公权私权边界、宪政法治架构、政府公信力等造成的影响。
就吴虹飞言论事件的政府反应而言，的确有着特殊的情形，那就是北京机场之前10小时刚发生了冀中星爆炸案。所以我承认，如果仅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规定就这一“扬言”爆炸的不当言论做出治安处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强调，这种合理性仅仅是一种语境的合理性，还远没上升到紧急状况的程度。而且，即便试图适用治安行政处罚，同样也有很多可辩驳的理由，比如：“扬言”作为非法律的不规范术语，其规制的指向是可能具有煽动性，但吴虹飞的言论与此不大吻合；吴虹飞的言论虽然发生在另一桩现实爆炸案之后，但她仅仅是以这个事件作为临时起意发表感慨的由头，以借机表达对之前相关部门不公正做法的愤怒或抱怨；更何况，这一言论同样不具备《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因此可适性同样存疑。
所以，当地政府对吴虹飞事件的处置，我认为多少是武断的、过于夸大了其中的恐惧，也蕴含着公权力滥用的更严重危险。这种危险，可比弱小的公民个体发布不适言论要可怕得多。这一处置的另一个不好后果是，它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正如很多网友指出，如果按照这种执法标准，之前很多喊打喊杀、鼓吹仇恨暴力、要肉体消灭异见人士的言论，为什么不仅没有受到法律问责，反而还被有意无意地放纵呢？这无论如何无法让公众释然。而当下中国在许多领域的选择性执法，才是对法治的最大戕害，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和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反对社会的暴戾，弘扬理性和责任，但这一切的实现，除了拓宽言论自由的边界，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言论自由，明智健全的判断才会壮大，极端激进的声音才会逐渐边缘化，成为微不足道的一元（当然不是消灭），而不再可能发生煽动迷惑的效果。情绪和不满不会因为压制就销声匿迹，反而会在压制下积累发酵，等待另一个爆发的时机。人的价值观可以不同，表达方式可以多样，但自由永远是人们最为珍视的东西。面对这样的现实与渴望，政府要做的，就是认真对待，而不是苦心对付。所以，政府在拓宽言论自由的进程中，也负有重大的使命。越是在变化或紧急的时刻，我们越希望看到政府的理性，看到政府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看到政府对权力滥用的警醒。
任何社会都有风险，但言论不自由的社会，风险大大超过言论自由的社会。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政府才能变得清醒，才能了解不同的声音，才能知道反对者到底反对什么，才能和每一个独立的公民一道，迎接挑战，改进不足，相互尊重，在反思中前行。没有言论自由，就不足以形成健康的公民社会土壤，就会导致病态的政府。政府的自信、稳定与和谐，终究是建立在包容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政府并不能从滥用的严刑峻法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言论的自由开放与权力的节制审慎之间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才是政府和公民的最大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