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音乐人吴虹飞发了一条微博：“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妈逼的建委。我想说，我不知道建委是个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不过我敢肯定建委里全是傻逼。所有和建委交朋友的人我一律拉黑。还有我想炸的人是一个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等他炸没了上了新闻你们就知道了。”当天，她被警方带走，据悉可能还将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对这一事件，我提出以下个人看法：
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具体情形区分其中的各种微妙边界。这是一种法律人思维，即在考虑法律问题时，一定要对语言、行动和事物的界限保持足够的敏感，而不是简单机械地套用概念。吴虹飞的言论，显然不属于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她以“我想炸……”为起头的所有表达，都不过是借助网络宣泄自己的主观想法和情绪，其内容根本无关具体信息的真假（即该言论并非事实陈述，而是情感表达）。而且，这一言论并不具备任何犯罪的时空条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准备行动，因而也就缺乏证据表明其言论能造成造成任何现实的、扰乱社会秩序的威胁或危险。
我们假设吴虹飞的言论是说，“我已经在北京建委装了炸弹”，但经查明并没有这回事，在这种情形下，她的言论无疑是编造了恐怖信息，制造了恐慌气氛。此前曾有个案件，当事人宣扬将在15分钟后引爆装在政府大楼的炸药，这一不良信息被公安部门发现，并且证明其只是酒后乱语。尽管如此，该当事人的言论事实上已经造成社会恐慌和公共秩序混乱的后果，其构成扰乱社会治安（但也并不入罪），这是没有问题的。
吴虹飞的言论也属于典型的自说自话，自问自答，从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她有拉上朋友或社会公众跟她一起炸的意图，因此亦不属于煽动性言论。法治成熟国家对于这种言论，一般都是根据其中透露的信息，由警察情报部门暗中加以调查和监控，只要发现言说者并没有将言论付诸实施的倾向、条件和举措，那么是不会轻易启动法律程序的。换言之，只要这种言论没有构成明显而即刻的现实危险，政府就不必大动干戈，风声鹤唳，以公权力的不理性来对待私权利的非理性。要知道，表达自己的内心意见与煽动非法的行动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许多言论本来说完就完，不至于造成社会秩序的扰乱，但一旦政府过于敏感闻风而动，用行动对抗言论，那倒真可能成为社会恐慌和不稳定之源。
在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或宪法保护）领域，“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标准的提出背景是，为了判定反对征兵的传单是否合法，霍姆斯大法官提出了一个类比：如果有人在剧院里大呼着火，当然会立即导致恐慌和混乱的严重后果，而散发征兵传单是否也会即刻导致如此明显的恐慌，这是值得仔细甄别的。后来经过许多司法案件的激辩，大家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只要公共利益没有遭受迫在眉睫的威胁，只要仍然有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相互教育提升，揭露虚假谬误，那么就应该让民主程序继续合理运作，就应该容忍发表更多的言论，而不是禁言或惩罚。
言论自由不仅保护思想传播，也要保护感情宣泄；言论自由不仅是为了发现真理，也要让不同的利益、立场、价值观、甚至偏见，都有平等表达的平台。言论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的确，任何言论，尤其是诸如粗口辱骂的、侮辱诽谤的、挑衅式的、好斗性的言论，由于承载了太多人性主观好恶的内容，因此都可能引发别人的厌恶和不满，进而可能引发社会治安问题，但是，可能的语言暴力毕竟不同于实际的暴力行动，说和做大不一样，尤其是在法律归责的场合。一个人通过言论自由所表达的赞成或反对，甚至某种激烈的宣泄和诅咒，仅仅证明了他/她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不是说他想隔空灭了某人，某人就会灭了，也不是说她一说要炸政府大楼，政府就被炸了。这就是言论效果和行动效果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构成了保护言论自由的根本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