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确实应该重写近代史
最近，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夏伟(Orville Schell)和韩国首尔延世大学历史学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介绍其新书《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这部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建议“中国应该重写近代史”。
根据作者的说法，中国人将1842年的《南京条约》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与西方国家往往以胜利作为开端很不一样，中国以屈辱的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点，就是要用屈辱的历史激励人们不忘过去，发愤图强，不再重演19世纪中期之后一败再败的历史。
作者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诉诸于道德的讲述深刻左右着中国人的想象，也确实在过往100多年历史进程中激励人们发愤图强，获取新生。但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继续慷慨激昂，可能无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作者建议中国应该构建一种新的叙事体系，认为中国只有愿意使用一种“建设性的民族叙事”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中国确实应重新近代史。这个看法早在1980年代就被中国学者不止一次提出，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象，许多计划中的事情一再被耽搁。“重写近代史”计划被束之高阁，过去20多年中国仍然沿用过去的近代史叙事。
国内通行的近代史话语模式将1842年视为近代元年，在那之前的中国被视为“封建社会”，在那之后的中国被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告别“旧社会”，步入“新社会”。数千年中国历史，都是“旧社会”的历史，而近代100多年有新有旧，却充满屈辱。
当然不能说传统的“悲情叙事”根本错误，因为历史现象实在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观察与感受。“悲情叙事”不仅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锐利武器，也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的思想武器。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既是造反者的话语，也是建设者的精神资源。造反者用这个话语相继推翻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建设者也用这个话语激励人们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在“悲情叙事”指引下，150多年来，中国跌跌撞撞走出了帝制，走过了军阀，走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至最近几十年方才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世界经济架构中举足轻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是百年来“失败─振兴”路径的达成。
但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接近美国经济总量时，绝对的“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强国”，一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者成为世界领袖，重建历史上的“中国世界”；或者沦为全世界的敌人，成为众矢之的。今天世界特别是东亚所呈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或许不尽合理，充满敌意，但当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能与时俱进，持续强化“悲情叙事”，那么中国的国民会觉得世界各国不仅在过去100多年对不起中国，而且现在也对不起中国。相激相荡，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可能更温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这是从民族主义视角进行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