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内的背景说，李泽厚、刘再复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一个重要忠告──“告别革命”。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这样了，是既成事实，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也不应该继续倡导什么革命了。革命话语原本只是造反者的说辞，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被正统史观所重视，经过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造反者不断诠释，革命由先前带有负面意味的词汇变得越来越正面。其实，正像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的那样，即便革命具有正面意义，但相对于历史发展长河，革命永远是非常态，不革命、反革命，一点一滴地改良，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途和常态。
“反告别革命论”的理由，也比较容易理解，主要理由就是假如告别革命，那么就很容易抽空今天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说法具有深沉的忧虑，但显然过虑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没有一个新朝不是通过革命的、破坏的手段上位的，即便是传说中的禅让，也无不具有浓烈的血与火，但是只要新朝建立了，很少看到哪个统治者倡导“继续革命”，更不会因为反对革命而丧失合法性。中国未来一定会告别革命，一定要构建一个常态社会。在常态社会，社会进步凭借各个利益阶层和平诉求，而不是颠覆体制重新来过。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将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带进工业文明，就是在中国原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世界走进中国，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的惟一主题，开放市场，让国际资本造福于中国人民是洋务新政以来中国人最为期待的事情。中国人在很长时间不太清楚国际贸易的真意义，在与外国资本打交道的时候确实吃过亏，上过当，但就历史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其实也有外国资本一份功劳。1895年后全国铁路网的构建、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仅仅凭借民族资本、国有资本难以想象。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度，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古代圣贤的教诲。重写近代史，就要重新评估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功过是非，在弄清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同时，善意看待外国资本、传教士，以及来华帮助中国发展的一切外国人。
世界走进中国，只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走向世界。鸦片战争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有悲伤，但也有一点今天看来并非都是负面的东西。《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规模太小的缺陷，通过五个通商口岸，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接近真实的西方。这一点对后世中国人影响巨大，读读19世纪晚期中外人士对五口及香港的游记，就知道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怎样的震撼，后世中国变革可能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原因，但通过不断扩大的开放，让中国渐渐走向世界，可能还是第一位的动力。
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的改写是一个艰巨工程，既需要执政者的胆略智慧，也需要不断向民众做深入细致的说服，让真相呈现出来，让大众自由拣择。一个多元的近代史叙事，只是在先前“革命叙事”基础上进行修正、补充，适度容纳某些“现代化叙事”的要素。
中国应该向世界释放善意。释放善意的始点，不妨从重写近代史开始。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