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专家也说，对于中国现在政治的困局，缺的是一个临门一脚的人。那么现在来分析，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大家都不希望人治，却对临门一脚的人极度渴望，在幻想着“圣君”呢？
答：我说过，在限任一党制出现前后，文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在限任一党制形成之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戈尔巴乔夫。辛亥革命史值得一读再读，临门一脚的人也好，圣君也好，不希望“人治”只是意识层次的观念；在本能的层次上，我们中国人有的只是一种单一权威情结。所以，在单一权威缺位时，我们有一种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并且会因此争斗，我们的信仰和规则，都是顺着而不是逆着这个本能的。中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自己的意识与本能的自我对抗。
问：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必然会是会走向强人政治吧？比如邓小平当年那样，现在好像再也难以出现这样的人物了吧？
答：强人政治的时代可能过去了。“限任一党制”可以靠制度的自我力量去自我强化，“常人政治”可能会习以为常了。这意味着说，中国人的单一权威崇拜会有所变化，现在是“七龙治水”。
问：如何保障中常委新老双层制，梯队接班制等并未明文规定的，如何能够制度化？事实上，这也是均衡下的结果，有无可能一天失衡了（假设薄熙来成功了），从而失去这种“五制”？
答：除了党章，2013年5月27日，中共发布了两部党内法规，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但是，高层的制度化不必是明文规定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是“不成文惯例”。
“五制”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其特点是或明或暗。但在限任制的问题上，年龄限制、任期限制、同级年头限制等等，都存在内部书面规定。
“四化五制”的特点是“自利强化”，“薄熙来现象”当然还可能出现，因为接班人的“酝酿推选”总会让某些人心理失衡，但现在的“三任同舟传大位”能镇住局面，苏共终身一党制的崩溃逻辑，在“限任一党制”这里完全无效，几乎所有研究苏共崩溃的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
问：这种接班人的挑选，遵循了哪些标准，或者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能够保障质量？
答：接班人的标准并不神秘。从“胡赵”（胡耀邦、赵紫阳）到“江胡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正反的标准都摆在那，最关键的当然是围绕着“党权最大化、鼓励忠诚、推动绩效”这三个中央高层核心行为目标。具体的标准，无非就是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主要方面。
问题在于，“梯队接班制”及其所包含的“在职培训”，接班人的可选范围和余地都扩大了。与君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可选范围优势；与民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在职培训”优势。
这里还存在新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执政核心”与“遴选集团”的比例问题，这个“遴选比例”越低，意味着“执政核心”越小，“遴选集团”或“党员规模”大，接班人的产生就越顺利。规模大还意味着竞争更激烈，而竞争更激烈则必然导致更高的政治忠诚度。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直暗中在中国起作用，那些“缩小党员规模”的建议，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