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旅美独立学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等多部著作。最近他推出新书《中国不一样》，对中国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此专访即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专访于6月9日以书面形式进行。
问：一般说到中国模式，都是指经济方面。您是怎么想到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呢？
答：中国模式的问题不在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要害的问题是特定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不缺，但问题总是出在，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缺乏使之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问题总是出在“专权任性”和“人亡政息” 。所以，不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得到的结论就不可能是反映事情本质的结论。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模式，这就是不同于以往终身一党制的“限任一党制”模式——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只允许最高领导人在任两届的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这种“限任一党制”模式的经济体现。
这种模式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尊长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又不同于传统独裁共和制的、五位一体的全新政治制度——“限任共和制”。这里的“五位一体”是指限任制、集体领导、法人永久性、先锋党和尊长制五个制度特性。
问：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否定唯GDP论，经济停止增长了，中国会怎样？
答：经济发展的绩效合法性，确实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但它不是唯一基础，暴力合法性（军权）、传统合法性（打江山者坐江山）和制度合法性（限任一党制）也都在起作用。否定唯GDP论，并不必然导致绩效合法性的丧失，因为，否定唯GDP论的要害不是口头否定，而是制度否定。现行的体制还没有出现制度否定唯GDP论的影子，实际的情况是，口头上说“要否定”，不是制度上安排好了“在否定”。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从10%的阶段进入7%的阶段，这个时候谈停止增长可能还不现实，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已经形成刚性，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需求创造能力也不容低估，尽管能力不意味着效率。当然，很多人在开始谈论中国的财政危机，其实这种危机西方也存在，对“限任一党制”来说财政危机只是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