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则是怎样化解各种整风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始于1941年5月终于1945年4月20日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一套整风机制，在建立领导人权威的同时，使得党内外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乃至仇恨。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靠了严酷打击的手段和康生这样的打手，使得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因为这次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此后更是运动不断，即使到了新时期，也还有“三种人”、“三讲”等等整风余波。
要之，习近平要走的应该是一条在吸取第一代领导人在理想主义方面——比如民主比如民生比如平均地权——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立足中国现实，执两用主，稳步改革，开创出一个新时代。就中国现实而言，我们应当看到：构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基石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石将最终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产权的独立意味着独立交换主体和独立市场的必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