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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陞祺:集思广益“再创造”香港政制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会面,打破了禁忌,也打开了沟通大门,为特区政制发展达至社会共识,创造了极佳的对话环境。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会面,打破了禁忌,也打开了沟通大门,为特区政制发展达至社会共识,创造了极佳的对话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张晓明当天还在演讲中引述邓公二十三年前与基本法草委会面时的话,希望各界集思广益,“再创造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这实际上是一个诚挚的呼吁,如果说当年起草基本法奠定了香港普选制度的基础,“将无变成有”;那么今天的香港社会更没有理由故步自封,任分歧将普选“由有变成无”。包括立法会议员的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应摒弃偏见,以落实普选大局出发,发挥创造力集思广益,一如基本法起草发挥的精神一样,“再创造”香港的政治制度。

  破冰会面 开创新局

  对于张晓明这次的开创性会面,有媒体形容为“破冰”,也有人形容为“破天荒”。不论如何,对于长期处于尖锐政治对抗局面的香港而言,缺乏的正是这种理性、平和、负责任的政治沟通机会。不论最终结果如何,也不论最终香港能否成功在二零一七年落实特首普选,张晓明与立法会的此次“创举”,应当被列入政制发展史的重要一页。事实上,正因有此一次会面,许多原本对政改不抱希望的市民已“重燃信心”。

  当然,传递理性沟通讯息固然重要,但香港政坛根深蒂固的政治顽疾,不可能因一次会面、一次演讲而完全清除;政制发展的前景,也不可能因此突变得一片光明。要达至落实普选共识,需要不断的沟通、不断协商、不断的辩论,这或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过程也许十分不愉快,会有挫折会有失败,但为了香港普选的大局,这些应当都是考验香港各界尤其是立法会议员的重要机会。

  正因如此,张晓明在前日会面的演讲中,在其末段特别引述了邓小平当年曾经赞誉基本法“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的话,指出“落实基本法关于普选的规定,设计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同样需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一位议员,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进行再创造。”

  这番话是出自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七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所说的。邓公当年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歷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香港基本法具有歷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引述邓公 寄寓现实

  邓公有关香港的论述有许多,为什么张晓明在演讲中只引用“创造性杰作”这一段话?当中又有何深意?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香港反对派的诚挚呼吁,也是一种善意的“邀请”。众所周知,近数十年来香港曾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主权的回归,当中央政府决定收回香港时,香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反对者也大有人在,社会更曾出现人心不稳的局面。但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央政府的邀请下,香港数百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精英能聚集一起,为回归后的香港起草一部根本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当时不仅有传统的爱国爱港人士,也有许多学者专业人士,更有一些现在所谓的“泛民”人士。基本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起草成功,正是因草委们能从香港回归的大局、全体香港人的前途与利益出发,摒弃己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也就没有基本法,也不可能有当前的政改问题了。

  摒弃偏见 谋求共识

  如果说当年起草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那么在遇到类似困难的当前时期,没有理由不能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再创造”出新的“杰作”。当年的草委们能“写出一部具有歷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奠定了当前香港的政制基础,甚至首次将“普选”列入要完成的目标。更何况,香港当前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普选”的问题,而是“如何落实普选”、“普选的方案”的分歧而已。既然不存在原则性差异,仅仅是达至目标的技术性问题,为何不能一如当年一样,摒弃偏见,以大局为重理性沟通,共同努力促成普选?

  当前有部分反对派人士以“佔领中环”违法行为作为要挟,威迫持不同意见的一方接受自己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促进沟通,更是朝相反的方向使力。试想,如果当年起草基本法时也出现“佔领中环”,香港还有今天的繁荣稳定?还有现在所谓的“普选”问题?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张晓明的诚挚呼吁与善意邀请,理应得到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界市民积极回应,发挥同舟共济、务实理性、良性沟通的精神,为落实二零一七年普选共尽一分力。

  • 责任编辑:郑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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