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在解放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的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使他们获得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从而使他们免于将生产的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供给地主作不生产的消耗，而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努力改良耕种技术、改良土壤，进一步组织劳动互助，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变革使解放区农村走向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新社会，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最后，就是在进城前夕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纲领。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曾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务必”的具体说明。
毋庸置疑，这些“正能量”对于习近平探索新的治国方略开创新时代都有其正面意义，值得好好借鉴。当然，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要求新领导人有新的思路，这也是常识。就中国新情况而言，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如何处理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一大批通过权力寻租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家族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上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这个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同时，因为集团利益的凝固，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