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间，他专程到中共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起点西柏坡进行视察，视察中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务必保持)，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领导人，在习近平的精神谱系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应该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探路过程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毛主席这不奇怪——我们记得，2002年12月5日，刚上任20天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重温西柏坡精神，也重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究竟给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正能量”。
首先，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民主的真诚追求。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还特别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中共当时还崇尚美国的民主——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三大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这些言论应该是我们今天建立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遗产——或者说“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