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又成一时热点。
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据说这番发言在企业家云集的社交网站“正和岛”（柳传志本人也是“岛民”）上引发诸多争论，甚至引发另一位岛民王瑛“退岛”，这一事件也进而演化为舆论焦点。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尤其是当下的关头？年初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题为“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的讨论会。巧合的是，召集人之一即是王瑛女士，她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立场并没变化，也就是企业家最大责任就是盈利，即使是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我此前专栏《变动时代中的中国企业家》中，亦强调所谓企业家的责任，是做好其本职工作，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家，这是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
换而言之，柳传志的话并不离谱。事实上，即使联想这样的大型企业总被诟病其背景以及出身，但无可否认，正是这样的企业构建了今天所谓“中国奇迹”的基石。柳传志等企业家的最大贡献，确实在于经营好一家企业。对于他们的言论，社会应该宽容。
反过来说，对于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大家有更高的期待，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一个人掌握了越多荣誉，也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用经济学的话说，柳传志作为明星企业家，其发言外部性举足轻重，往往会成为一时风向标。对其发言有所要求，并不为过，这也是不少人的不满之处，“不说话行吗？！没人要求你做什么，不说话行吗？”（王瑛语）
也正因此，判断柳传志的发言，还应该立足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私域与公域的区别。如果是私人领域发言，无论如何发言，旁人无从苛责，如果是公共领域发言，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就不得不考虑其巨大的外部性，发言作为公共事件被讨论甚至放大自然也难以避免。这次事件的模糊之处在于，一个小范围座谈，介于公私之间，又因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播而放大，各种观点见仁见智。
总结而言，我主张对柳传志们的言论秉持宽容态度，但几乎与这次“退岛”事件同时发生的曾成杰事件，似也说明，王瑛们的坚守有其理由。
曾成杰，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执行死刑，其女儿称执行死刑当天没有接到通知，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曾成杰案情复杂，既有中国民间金融幽微侧影，也折射地方政府的多面角色。个中曲折，仍待有心人挖掘，也期待法律专业人士关注。目前从记者刘建锋等人披露的材料来看，地方人事变动，导致政策对非法集资从鼓励转向收紧，曾成杰于是成了“吓猴的鸡、要被一脚踩死”。
回看历史，中国素有“红顶商人”的传统，从陶朱公、沈万三到胡雪岩、盛宣怀，无论流连五湖还是富甲天下，无论善终还是恶报，他们的发家与衰落往往都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搞政治或者懂政治也成为不少企业家津津乐道之物。与此同时，“不谈政治”也是一种强大话语存在。这看似怪异，实则是必然，不谈政治是妥协，而懂政治也是妥协，与高贵或逐利无沾，制度环境使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