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对穆尔西和兄弟会政府美国并不满意，这个政府推行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和美国“不合拍”，和伊朗接触、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等等，则更不用说了。但“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普世价值”的“阿拉伯之春”，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外交战线的最大成果，也几乎是唯一完全印上“奥巴马”标签的外交成果，而埃及不仅是奥巴马推行“阿拉伯之春”的起点(上任后的开罗演说)，更是其“阿拉伯之春”获得重大成功的里程碑式标志。因此政权更迭后，美国仍继续维持对埃及的大规模援助，每年仅军事援助一项就高达13亿美元，其它综合经济援助也在2亿美元以上。
此外，卡塔尔前埃米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本·哈马德自逼父退位、自己继位以来，一直积极加强卡塔尔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试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带头人，而被公认为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埃及，就成为其主攻方向。在“尼罗河革命”前，卡塔尔就极有预见性地大力扶植兄弟会，其半岛电视台在“尼罗河革命”和此后的过渡期中，为兄弟会“保驾护航”立下奇功。兄弟会如愿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达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亿(构成不变)，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总金额高达80亿美元，成为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第一大“金主”。正是有了这样一笔巨款，穆尔西政府才能在极端糟糕的经济环境下维持一年之久，且拒绝在美国和IM F的威逼下让步。
另一个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兄弟会关系平平，但对埃及同样志在必得。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在兄弟会掌权起家后，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
然而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的无能，将自己和埃及双双逼入绝境。
执政之初，兄弟会踌躇满志，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目标。但一年后盘点，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贬值，外汇储备锐减，外债和财政赤字激增，经济增长率直线下挫。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美国、卡塔尔、沙特的援助金看似不少，但仍入不敷出，且个个附加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令埃及这个传统的阿拉伯世界领袖、中东大国感到很受伤。对此埃及不得不和IM F达成48亿美元救助协议，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须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意味着民众、尤其是城市贫民的基本福利将受到严重影响，因补贴而廉价的大饼、汽油和煤气面临涨价或短缺的危险，无异于把民众赶上解放广场和大街。反之，如果不改革，沉重的福利负担迟早让政府破产。
正是糟糕的经济治理表现，让再度涌上街头的“广场派”极有号召力，而卡塔尔埃米尔在政变前夕突然退位，兄弟会政府的经济后台———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也大幅改组，令兄弟会政府最可倚赖的外援，也突然变得不那么靠谱。看似强大的兄弟会一夜间被“打回原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因素无疑至为关键。
问题是，政变后经济就会“阴转晴”么？从目前情况看，恐怕不容乐观。
埃及经济支柱，近年来一直是旅游业，2010年旅游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10%，可如今由于政局动荡，安全堪虞，旅游业几近崩盘。政变成功距今已近半月，过渡政府首脑几经变更，流血冲突不断，被推翻的兄弟会仍在抗争，原本支持政变的各派又因权力再分配问题发生分化，如此乱局之下，经济又如何能独善其身？
最新被确认为过渡政府总理的哈基姆·贝布拉维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后穆巴拉克时代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军方让这样一个中性专家型人物组阁，除了避免政治分歧的考量外，自然也有借助其经济专才维持过渡期经济稳定的考量。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职无权、本就是折衷人物的过渡总理，自己能“过渡”几日尚是问题，又如何能推行成体系的经济治理方案？
“尼罗河革命”后，国际评级机构已多次调降埃及主权信用级别，政变后的7月5日，惠誉再度将埃及主权信用级别从B降至B-，展望为负面，这意味着比投资级低6级。此外，政变发生后，IM F以“埃及政局不稳”为由，推迟拨付本就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
政变后，美国态度暧昧而摇摆，13亿美元军事援助会否因“不得援助政变国家”的美国国内法律而搁浅，至今尚无定论。从美国向来的行事风格看，钱最终会给，只是这笔钱要经军方过手，且对纾解埃及经济困局尚属杯水车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