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局动荡两年多，最关键的症结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无论是“尼罗河革命”爆发，还是过渡期穆斯林兄弟会上位，及至此次政变穆兄会被一夜间“打回原形”，经济都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埃及内部保证百姓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大饼”，以及外部几大“金主”为各自利益的博弈角力，共同构成了埃及政变前后的“经济账”。
7月3日爆发的埃及政变，导致执政刚满一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埃及继2011年2月“尼罗河革命”推翻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后，政治面貌又一次发生颠覆性变化。
导致政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宗教、内因、外因，不一而足，但毋庸讳言，经济问题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两年半前，前穆巴拉克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就和当时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有关。“尼罗河革命”爆发前，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现实，让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更是点燃了导火索。最早涌上解放广场的“四月六日运动”，最初就是由因就业危机而丢掉饭碗或降薪而被迫罢工的纺织工人，和声援罢工工人的失业青年组成的。可以说，反穆巴拉克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公众对穆巴拉克时代经济治理的不满，打出“推翻穆巴拉克经济会更好”的愿景，让“革命”大功告成。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进入长达17个月的漫长过渡期，在此期间，军方组成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一切，由前官僚或技术专家组成的过渡政府走马灯般转换，经济和就业形势非但不见好转，反倒每况愈下。社会底层人士和失业者将对经济治理、政策和前景的不满，转嫁到军方和临时政府身上，而一直保持低调的穆斯林兄弟会，则利用公众对此的不满，打着“改善经济”的口号，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不仅获得了组阁权、执政权，甚至利用上下两院的议席优势，在立法、修宪等方面予取予求。
然而正如许多分析家“事后诸葛亮”所言，兄弟会充斥着熟谙宗教教义、教规，却对经济治理一窍不通的骨干，总统穆尔西看似大权在握，实则在兄弟会内部只是个次要人物，实权掌握在兄弟会秘密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手中。这个机构的最高职位是“辅导员”，据说人数多达15人，而穆尔西根本不在其中。出于政治和教义考量，不论前政府时代有经验的财政、技术官员，还是属于自由派的“海归”经济学家，兄弟会政府要么打入冷宫，要么出于“统战”需要，表面上给予任用，实则当做高级“花瓶”，将宗教信条当做包治百病———自然也包括“经济病”的灵丹妙药。
当然，他们这么做也有其底气：“金主”们的外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