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确实是一个青年文化正在爆发的时代。例如就是在1995年，想要作为台湾Village Voice（纽约知名另类媒体）的《破周报》创刊了；带着女性主义色彩、后来成为台北live house重镇的餐厅“女巫店”出现了。我们的专栏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私人原因），后来改成不定期帮《新新闻》写一些国际思想动态（他们那时还对方面议题有兴趣）。在这过程中，从小是摇滚乐迷但从来没想过写乐评的我，看到一些国际新闻是关于西方摇滚乐手如何介入现实政治的议题，引起了我巨大兴趣，并且在这样一个新闻周刊上发表。
同一时间，正在读政治学研究所的我，学到了许多政治经济理论，思考着如何把这些理论用在对台湾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彼时的台湾正被族群政治、金权民主，宪政改革等种种问题所纠缠。毕竟，我之所以继续研读政治学，就是希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且找到一条改革的明路。尤其做为一个大学参与过学运，并一直希望可以介入社会变迁的热血青年来说，深信的是知识不应该被闭锁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展现力量。
我投出第一篇政治评论给当时比较支持反对运动的《自立早报》，谈核能电厂的决策过程应纳入公民参与。第二篇文章登在《中国时报》，写台湾的政治转型强调忘却悲情时，不应真正遗忘过去的人权侵害事件（用后来流行的语言叫做“转型正义”）。幸运地，在那些通常只给著名专家学者或政治人物的论述版面，竟然篇幅不小地注销我一个年轻研究生的文章。这给了我很大信心，此后开始陆续不定期投稿政治评论。
但时代正在退潮。随着台湾的形式民主慢慢落实，人们的政治热情从反抗转为党派对抗，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时代精神，媒体开始追求琐碎化与八卦化的新闻，并渴望更多吵杂的声音－－电视上开始出现名嘴谈话秀，放佛他们真的是意见领袖、民间喉舌。于是台湾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中期刚开始壮大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 在这个轻盈的时代，媒体追求更迅速的报导、更疯狂的声音，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
一切尚未坚固的事物，很快就烟消云散。
九零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期，我虽然偶尔给报纸写文章，但只能算是非常业余的写作者，心力主要还是在学术研究。2002年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前两年自然是如修道般潜心读书，只是偶尔看到新闻不吐不快时，给台湾报纸写文章 。
2004年五月，我考完博士资格考，在台湾出版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书中讨论摇滚乐如何从诞生起，影响不同世代的青年，如何介入具体的政治社会斗争，议题涉及反战、同性恋、环保、第三世界贫穷、死刑、英国新工党等等。出版社和一些朋友都不太看好这本书的市场，他们认为这是好书，但是冷门。他们说，这不是八零年代末的台湾。
书出版的第二个月，我同时接到台湾两大报纸的专栏邀约，一个是《中国时报》时评版，另外是《联合报》文化副刊。同时，《声音与愤怒》竟然很快再版，成为热烈讨论的书。从这里，我才真正开始写作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