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一个台湾前辈说我晚生了几年，这不是个写评论的时代。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上世纪八零年代后期到九零年代中期，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的时期，正是台湾评论的黄金时代。彼时台湾刚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一方面媒体开放并获得更多自由，另一方面人们亟欲寻求更多的新知识与思潮，以理解或者批判那个仍然庞大的党国体制以及各种压迫的社会关系，并寻找台湾转型的出路。一时之间，百花齐放。
1986年，《当代》杂志创刊，成为八零年代以后最重要一份思想性刊物。两年后，一群具有学运经验的年轻人创办《南方》杂志，成为当时最具激进色彩的评论刊物。九零年代初，另一群宣称边缘、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成立了《岛屿边缘》，提出“假台湾人”、“酷儿专题”等新议题。有趣的是，《当代》创刊号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傅柯，《岛屿边缘》创刊号是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葛兰西。显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借用西方左翼思想做为批判的武器。
在那个新历史出现的黎明时光，台湾出现一种新的文类：“文化评论”。和过往多为意见性的评论性文章或者政治评论不同，这类文化评论更以学术性理论（尤其是左翼批判理论或者文化研究理论）为基底，去揭开政治、文化或社会关系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意识形态。这些文章的战场除了上述那些杂志，也出现在部分报纸版面，如当时属于新锐力量的自立早报。
于是，刚出道不久的杨照把他的评论结集叫做“流离观点”，另一位在学院任教但经常在媒体上写文化评论的学者傅大为结集出书叫做《基进笔记》。这是那个时代的姿态：边缘、游离、激进、反体制。
我是在1991年进入台北的大学，这些文化评论成为我进入学术世界，或者分析正在剧烈变动的台湾，最重要的渠道。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文艺青年，我们也搞起自己的刊物，并在上面写满我们刚认识的世界，刚学到的理论：从抽象的民主理论，到学生运动的前景，到摇滚乐与政治。这份我们自己办的校园刊物，《萌芽》，仅此一期，却为我打开写作生涯的大门。
1995年我大学毕业，一位在《新新闻周刊》工作的前辈约了我和一起搞《萌芽》的女同学喝咖啡。《新新闻周刊》属于解严的时代产物，当历史刚刚从威权跨向民主，而主流媒体动作尚未能彻底掌握新时代气氛时，这份在1987年由几位新闻界的重要人士（现在都是巨人）创办的《新新闻周刊》，深入报导街头运动和政治幕后，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到九零年代中期，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禁忌越来越少，周刊越来越难和报纸竞争，新新闻因此遇到了瓶颈，而希望吸引年轻一代的读者。因为看到了我们在大学时代的刊物，他们邀请我和我的伙伴在这份当时最重要的周刊上开一个年轻人看世界的专栏，名称叫做“X世代说话”。于是，就在我开始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1995年秋天，我也开始了我人生第一个媒体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