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导致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特别物质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样精神化、规则化和平等化。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欲求“独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这是 个意识上追求、本能上拒绝的“先天信仰”问题。如此，“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决不可能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一个没有普世情怀的文化为普世的冲突搭台，这本 身就有幻想的成分，这种幻想至少从汤恩比那里就开始膨胀了。实际上，中国的天下主义不是普世情怀，朝贡思维不是契约思维。
先把对话平台的问题放一边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如果仔细分析，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其实应该包括“规范的或书面的”核心价值以及“实证 的或实际的”核心价值。可以说，西方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比较接近，分离度比较低，所以“独立、自由、平等”实现得比较好。当然，这种情况不是从来如此，而是近 现代才开始这样的。但是，中国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几乎一直是分离的双轨价值。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耻”。实际上，这些只是中国人的“书面核心价值”，中国人的“实际核心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个字：“ 天、权、钱、脸、家、统、吃、活”。易先生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不恒定，其实，作为“实际核心价值”，我们的实利与权力观恰恰特别恒定，以至于我们的“书面核心价值”都一直无法 与之统一。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恒定，还特别体现在“差序格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恒定，敬和忠等等并不完全停留在书面上，但它们肯定是亲疏有别的。
我们一直以为，“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实这不全面，这只是意识层次的原因，被我们忽视掉的还有本能方面的原因。本能方面的原因说的是，即便是 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的人，他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本能地抵制普世价值，而这正是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顽固之处。
易先生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在北京台说过的那句名言：“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领导”。很对，但很不够。我要加上的一句话是：“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启蒙思想家”。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中国人的问题是“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启蒙思想家，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情不自禁地抵制普世价值”。中国需要 的是“启行家”，不是“启蒙家”；启蒙家以为问题是“蒙”，其实问题是“行”；启蒙家以为问题是“意识”，其实问题是“本能”；启蒙家以为问题是别人不“行”，其实问题是连自己 也不“行”。
自由不是反抗主子，自由是赶走主子之后自己既不再是奴，也不再是主。中国人的自由，恰恰是以自己成为新主子为本能目标，而且，这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博弈环境的结构必然；你 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从而逼你只能这么做。情况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认识到但被决定。这可不是宿命论，这是博弈结构论。每每价值与真相冲突，我们总是让真相让步，但这个真 相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个真相无法让步。
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本来的信仰及核心价值太强大而无法改变，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改变的迹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深陷“囚徒困境”的原因。我在《中国不一样》一书里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 。大树不可能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抱着大树喊坎树”。“文明求同，文化存异”说起来生动，但文化一存异，一些重要的文明方面，就往往无法求同。其实，也正因为如此 ，世界才有文明的冲突。
4，结语：“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
每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三千七百年的命运和选择”重讲一遍，但要害的问题是理论视角，是奥尔森式的“坐寇国家论”般的逻辑力量，不是缺乏“历史解释学 ”思维的“修辞分析”，更不是“价值冲动”压倒“本质认识”的历史通鉴。
易先生老当益壮，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雄心勃勃，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希望《易中天中华史》在保持自己的“价值理性”和“修辞思维”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认知理性”和“逻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