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思潮传入英国，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与罗马教皇的矛盾，而接受新教思想实行宗教改革。在欧洲，德国、瑞士等国的宗教改革是自下而上推行的。而英国，由于国王与教皇的冲突，使得英国的宗教改革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1533年，英王下令与罗马教廷决裂，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纳年贡。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将任命教会教职、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转归国王，又把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改革后的宗教称为英国国教，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度、仪式和重要教义。自亨利八世至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的二十年，由于后来加尔文教的影响，英国国教与天主教更加疏远。但是，继爱德华六世之后上台的玛丽女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曾嫁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即位后奉行亲西班牙政策，恢复天主教，迫害新教徒。她掌权五年，烧死三百多个宗教“异端”。等到玛丽女王下台，伊丽莎白女王上台重申宗教改革时，国内已经形成崇奉加尔文教要求彻底改革国教的清教派。英国历史上所谓的“清教徒”，是指要求彻底清除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加尔文教徒。这批人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也即“五月花号”事件发生前夕分成两派：一派是温和派，称长老会派，主张在英国建立加尔文教那样的教会，由长老会管理教会；另一派为更激进的独立派，他们反对教会隶属于国家，要求各教区的教会完全独立，信徒自治管理。“五月花号”中的清教徒主要属于后一派。这一派的自治管理理念，在移民北美后，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清教徒改革国教的主张，否定英王对宗教的掌控权，与英国国王相抵触，所以即使与罗马教廷有冲突的伊丽莎白女王及其后的英国国王，也都对清教徒实行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清教徒们一则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另则为了躲避国内镇压，纷纷潜逃出境。因为当年荷兰是加尔文教占上风的国家，英国清教徒在出逃北美前，首选地一般都是荷兰。“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曾在1607—1608年期间，从英国诺丁汉郡逃往荷兰，在荷兰生活了十一二年。后来这些人才从荷兰潜回英国普利茅斯，再从普利茅斯乘“五月花号”移民北美的。其间的曲折可谓一言难尽。这是“五月花号”事件政治、思想、精神层面的背景。
另一方面，与“五月花号”事件相关联的是空间方面的背景。所谓空间背景，是指“五月花号”乘客出逃的空间条件。空间条件，指逃跑者可以逃跑的地方。如果没有哥伦布于1492—1493年发现新大陆，以及此后一百多年的欧洲向美洲移民，“五月花号”是不可能选择北美作为逃亡地的。正是美洲大陆的发现，为“五月花号”以及其他清教徒坚持自己信仰，躲避宗教迫害，实现自己建设“上帝之城”的梦想提供了实践空间。
前面提到“五月花号”的种种争议，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件事。按一般记载，这件事发生在1620年9月6日—11月9日（另说：9月16日—11月19日），一艘名叫“五月花号”的木帆船，载着一百零一名英国移民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横渡大西洋，驶往北美洲今天的马萨诸塞湾。从有关史料看，这批移民以受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为主。这些清教徒属于一个叫莱登弥撒团的成员，后来被称为朝圣者。他们约占“五月花号”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这部分人去北美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实现清教徒的理想，建设一个理想国，一个没有君主专制、没有腐败的民治共同体。此外，还有一部分契约奴。契约奴，指无钱前往北美，与一些英国的公司或商人签立契约的人。这些人有穷人或落魄贵族想到北美发财的，也有逃犯。他们签立契约后，由公司或商人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到北美的旅费，有的还提供途中和抵达目的地一段时间的花销。契约奴抵达目的地后在四至七年内用劳动偿还。在此期间内，契约奴可以被买卖。“五月花号”上的这些人经过六十五天的惊涛骇浪，在海上航行三千英里，抵达北美洲后来被称为科德角的海湾。11月的北半球寒风凛冽。想想这些人为了自由、为了信仰竟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文明世界，投身荒野，踏上荒无人烟、一无所有的海滩，其悲壮的情景不仅是欧美历史上的骄傲，也应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骄傲。那是人类反抗君主专制、争取信仰自由的壮丽篇章。
二、以“五月花号”为代表的北美移民的创新
谈起美国早期史，特别是北美早期移民史，人们谈得最多的，关注点最集中的，常常是移民们在艰苦卓绝的拓荒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奋斗历史。这方面自然应该缅怀、畅想。但是，更应关注北美移民在新环境中的创新思想与行为。自从西方发现美洲后，当时主要的西方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都向美洲移民。殖民的范围遍布南美、中美、北美。在美洲，殖民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要比英国殖民早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只有英国的北美移民创造出了美国文明，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南美的殖民却没能做到呢？讨论这个问题，有助于思考人类的文明传统与创新，创新行为与其生存环境，以及创新过程中的博弈、选择、矫正、演进等问题。
1620年11月，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的英国移民，在船上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名称乃至事件的过程（比如，是在航行途中议定的还是到达北美后议定后）存在争议，但是“五月花号”乘客签署了一份文件，这是事实。其实，文件本身的内容比它叫协议还是公约更重要。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全体成员依自己意愿，签署并付诸实践的民治政体或可称为自治政治组织的文件。该文件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福祐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捍卫我们信仰的君主詹姆斯的子民。
为了弘扬上帝的光荣、推广基督教义以及弘扬我们君主和祖国的荣誉，我们经历了一次远航，计划在弗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定居点，我们所有人在此庄严地聚集在上帝的面前，为了更好地维持公共秩序、保持和发展上述目的，签立盟誓，将我们自己归入一个民治政体，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每隔一段时间，颁布、制定和规划这些公平和平等的法律、政令、法规、宪法以及行政机关，这是最符合定居点大众福祉的手段：我们都起誓完全尊重和服从这些法律、政令、法规、宪法以及行政机关。有见证人在场，我们在公元后1620年，我们的君主，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詹姆斯王朝十八年，苏格兰五十四年，11月11日于鳕鱼角签订此约。
（签名，略）
这份文件对移民点社会福利的公正原则，颁布法令、规章、条例及委任行政官吏等进行了约定。“五月花号”公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完全在于它提出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的得以实践了什么。这后一点，是它区别于空想的理想国及其创新程度的关键。“五月花号”移民们签署了这份文件后，依据约定，在踏上荒无人烟的海岸前推选了管理群体的总督。从历史上看，总督一般由君主委任，授予委任书行使委任权，而“五月花号”的朝圣者们的总督则是平民推举的。前者是君主的代理，行使的是君权；后者受平民委托，行使平民集体意志赋予的公共权力。这个总督就是创新。再进一步考察，这个总督官职的创新，不仅对君主制而言如此，即使对加尔文教也如此。加尔文教主张的共和制，是以信徒推选的长老执行管理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无平等可言。而“五月花号”移民推举的总督是没有特权的。“五月花号”移民在上岸建立定居点后能够实行这一点，除了公约规定的原则约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所有人的身份都平等，每一个成员都没有可以特殊的条件，比如财产、贫富、地位、名誉等等，大家都一样。有差别的男女或是不是莱顿弥撒团成员，都已不能成为不平等的条件。这一点，不论在普利茅斯之先还是之后的北美移民点，都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就是宗教宽容。在十六世纪兴起的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新教，都曾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但是，这些受迫害者一旦形成势力成为主宰，很少不实行专制的。加尔文在日内瓦，英国国王在宗教改革后的英国，都对不同信仰的“异端”实行迫害。这一点，在“五月花号”创建的普利茅斯比较罕见。这是因为普利茅斯的先民不是清一色的清教徒，而且在后来吸纳新成员时，也未把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条件。这种情况使得劳动力紧缺的普利茅斯，不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采取排斥、挤压的政策。比如，“五月花号”成员定居四年后，一个新到定居点的牧师在为一个新生儿施洗礼时，划了一个英国国教式的十字。这一举动虽然引起了在场清教徒们很大不满，但大家对他没采取什么行动。普利茅斯1623年即三年后有一百八十人，三十二所住房，有一些牛、羊，更多的是猪和家禽，财产总值五百英镑。1642年还清赴北美的全部债务。1643年，也即移民点建立二十三年后，普利茅斯出现了酗酒、性犯罪和变态行为等清教徒不能容忍的问题，全体成员除了“长时间争论”之外，也是不了了之。这种不论是出于无奈还是自愿采取的宗教宽容，都不是当时欧洲文明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