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您是希望跟这个时代紧密贴合，您也说是您希望苏格拉底一样，和群众一起讨论的那种研究方式，但在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认为他是精英小众的文化，并不希望大众流向庸俗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濂：对，你说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是精英的文化，不希望他流向大众，我就不是特别认同这个判断。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指哪些知识分子。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还在公益的写作，他们试图把自己学院当中的一些思考所得，以一种日常化的同学方式，传达给普通老百姓，但是当然这其中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学术的知识，他是很难被还原成这个日常的公共写作的。
腾讯文化：比起数学、经济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比如哲学和历史，跟大众离得也很近，不是每个人都看不懂。但历史哲学家们依然将之束之高阁。那些很精深那个方面，是我们无法触及到的。
周濂：很精深方面无法触及到，这分好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那些知识分子他敝帚自珍，他不愿意让你碰到它，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个知识是公共的，他不可能说我掌握这门独门密集，我不让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说，就是有一部分那种知识，他是需要你经历非常专业的训练。花费大量的时间，你才有可能去企及他的。普通大众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经历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不能碰到那些东西，你不能怪知识分子，也不能怪学院派的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你看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在做大量的这种知识的普及的工作，这些功夫出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特别喜闻乐见的，那种方式在传播他的知识。
腾讯文化：你会不会觉得这种通过大量的研究后得出来这种，突然变成喜闻乐见的方式，会有点贬值，变得庸俗化的，有点掉价？
周濂：不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所有的学问他不需要，以某种或者直接的方式，或者间接的方式，跟这个现实的事情发生关联的。
腾讯文化：您刚才提到“公共”一词，您说给人戴上公知的帽子，就像小孩子恶作剧起外号一样。现在公知已经被污名化了，那您怎么看公知污名化的问题？
周濂：对，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被简写成公知，这简写他其实就带着某种，一种贬义的，或者说不屑的责备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公知转变过程其实是一个挺让人寻味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你作为一个掌握了，或者说了解了某项专门的学科的这么一个知识人，然后你向大众去发声，向公众平台去发声，那么在这个发声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越界发声的情况。
什么是越界发声，比如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我竟然对比如经济学的问题，侃侃而谈，当我越界发声的时候，我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对吧，或者我只是用一两个原则性的东西，去套用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那也会出现很多可能荒谬的结论。
我觉得公知识分子，变成公知，如果说我们需要自我反省的话，最可能是公知识分子需要警醒的一个问题。当你越界发声的时候，你需要小心谨慎。
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你的问题也在说，公知是一个污名化的过程。所谓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恶意在贬损你。那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被扣上公知帽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人，是不是这样？
但你想想看，就是那些骂别人公知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符合公知的基本条件的，他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公共频道的发声，他难道不是公知吗？不是，他自认不是，为什么他自认不是呢？因为公知这个概念，他有一个特定的所指，就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些反对自由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自称公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个一行难之争，而且这个一行难之争，以特别儿童弱智的方式在展现，就是我给你扣个帽子，给你取个绰号，然后我就觉得把你打倒了。
所以这种讨论方式，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坏的方式，他对我们整个公共讨论的这个健康是构成极大的伤害，所以我特别不喜欢这种考验方式，包括你如果说去注意我的文章也好，或者是我以前的微博的一些言论，我从来不会用这些比如公知、羽毛，什么试油岛，或者说什么带路岛，我从来不会用这些缩号，或者这些标签去指称我的论证对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一种做法，是对整个公共讨论的一个素质的降低。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公知这个叫法，本身就已经带有一种立场，一种敌我的意识？
周濂：对。
我觉得他这种讨论方式，就是我们幼儿园时期互相的起绰号。他其实根本无助于这个问题本身的这种推进和深入，他只会让尖锐的双方，越发的处于那种剑拔弩张，互不理睬这种状态。
腾讯文化：正好我们下一问是，知识分子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跟外国知识分子比起来，入世的倾向比较重。这就有一个矛盾：“入世”会令他们深陷其中失去冷静批判的独立，而不“入世”又是否会被诟病为无病呻吟毫无作为，您怎么看？
周濂：当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不觉得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入世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影响社会的潮流，包括甚至去激发这个社会的行动。
比方说你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专栏，你不用对当政者发言，其实对老百姓发言，您也可以比如说去参与NGO的组织，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公益系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行动去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入市当然是一个选择，但他不是唯一的选择。
腾讯文化：那可能就是刚刚也谈过，就像瞿秋白这种，入了市以后，反而酿成一种悲剧，是不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合适做官的？
周濂：当然是，我觉得政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角斗场，某种意义上你必须弄脏自己的手，你才有可能介入到政治，并且最终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我觉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他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的性格他的整个的那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的价值观，我觉得都不太允许他能够让自己弄脏自己的手。所以瞿秋白他就会写的特别痛苦，他的多余话里边，其实反复在说他在这种纠结的状态。
腾讯文化：他有种绅士的精神。
周濂：对，他那种绅士的精神，但那种知识分子的犹豫不定，都跟他那个革命家的身份，产生巨大的一个冲突。
你像我们都熟知雷锋的那句名言：对待朋友要向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向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我觉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你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你必须要具备这种非常坚定的这种阶级意识，敌我斗争的这种精神。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的话，他可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一般不会认为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拥有者，他更习惯的是跟他人进行一种理性的对话，带着怀疑的态度，会跟他人，跟自己进行这种沟通和交流。
瞿秋白他在《多余的话》里面说过一句话，每当我跟别人发生冲突时候，我就会总是忍不住在想对方，对方说的也许有道理。
你从这句话，你就会意识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敌我意识风靡的那个革命家的那种气质，他是个整齐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包括对自己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
腾讯文化：您刚刚就是说这个跨界，知识分子跨界是很危险的。有人评价您是一个思想上的杂食分子。那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超过他所专注的那个领域之外的关怀吗？
周濂：你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天然的，他就会，有那种超越自己专业领域的那种关怀，尤其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怀。我觉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的学者。但是，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说，我就特别的强调对这种越界的发言和关怀，你要慎之又慎，因为很有可能班门弄斧，还有可能说一些人人皆知的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