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领土要求的依据基本是“发现原则”，哪国先发现某地，就宣布属于自己。当时的技术有限，不能在南极长期有效驻留，各方对南极的领土要求基本是纸上作图。
各国在南极的“版图”相互重叠，争论不休。智利、阿根廷和英国都看中了战略位置最佳的南极半岛。上世纪40年代，英阿互相拆除对方的标志物，立起自己的，被戏称为“标志物破袭拉锯战”。
智利、阿根廷两国政府还在南极设立了邮局、银行和学校等生活设施，甚至在南极打电话也按国内标准收费，并鼓励妇女到南极分娩，孩子一出生马上被宣布为“南极土著居民”。另外，两国政府在“南极领地”召开国务会议以制造权力根据。
1946年至1948年，美国考察过的土地约占南极总面积的80%，占尽优势。美国宣布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南极的主权，并保留自己的领土要求权利。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表态，如果没有苏联参与，南极版图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具效力。
1959年12月1日，12个在南极从事过实质性科考的国家签署了《南极条约》。条约规定南极非军事化，冻结法律地位，除禁止提出新的主权要求外，对曾经提出的主权要求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南极条约》是南极条约体系的核心，是南极地区的基本法。”中国海洋大学郭培清教授说，条约规定了各国在南极活动的基本原则。
1983年，南极问题被列入联大议事日程，许多无力亲赴南极的国家都强烈要求改变南极事务被少数国家支配的现状，但《南极条约》协商国集团坚决反对“彻底开放”，认为南极的科学考察是投入巨大而持久的事业，必须坚持“投入与受益相匹配”的原则。
按照这一准则，科学成为南极权益话语权的依据。而此时，中国人还从未踏上过南极的土地。
潜规则
“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被困的海域按照传统划分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畴，所以救援的讯息、组织由澳大利亚承担。
根据《南极条约》体系，南极管理模式成了联合国外管理无人居住地的一种独特方式。它的管理者是由28个国家组成的“南极条约组织”，重大事务由每年一度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决定，具有明显的排外性。
1983年9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南极国际会议，进入表决环节，中国代表团因未到过南极被请出会场，与会代表泪洒当场。
王自磐说：“以前我们投入不多，大的项目做不来，开会的时候就只能听听。在南极成果多显示你的科技力量强，如果你这次贡献多，将来你话语权就大，你说话算数。”
1984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南极第一次飘扬起五星红旗。极地专家鄂栋臣回忆，当时所有人都很激动，云层很厚，阳光从云缝照射下来使极地十分耀眼，有人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然而，中国人的南极之旅并不顺畅，问题很快就来了。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记录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
其他国家的科考人员与中国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做错了。“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洛兰埃利奥特写道。
南极科考奉行的“潜规则”是，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相应的国际惯例是，哪国在某地建站，周围的科研活动就以哪国为主。为了在南极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甚至一些小国也千方百计地前往南极建站“插旗”。
冷战时期，苏联在南极大陆四周先后建立了8个常年科考站，各站之间基本等距，均匀分布于南极大陆，如棋子般的布局，用意深远。
与管理问题伴随的是，原先赤裸裸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软性控制就大行其道。打着保护南极环境旗帜，通过建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进而转化为有效控制，成为新的办法。在第三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美国提出的特别管理区面积达到26400平方公里，是此前最大特别管理区面积的近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