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还在吹吗？”意大利人卡普洛尼每次在梦境中都这么问二郎。
“风还吹着。”二郎总是这么回答。
现实与梦境的切换，就像风一样，虽看不见，却坚信它的存在。
恋人菜穗子病死了，但同时二郎的零战也完成了。最终零战还是没能挽回失败的命运。二郎当然知道这一切，但他只是皱皱眉头。故事的最后，二郎在梦的世界里再会卡普洛尼。二人一起走下山丘，喝红酒去了。他还是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好像战死无数与他无关，国家沉没与他无关。面对夕阳下的满地碎片，他还在做他的梦。
今年8月23日出版的《朝日》周刊发表了《宫崎骏“风起”的原型人物留下的“8·15”手记》，说这是今年在崛越家发现的题为“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二郎在日记中写道：“从明天开始我们干什么好呢？除了制造飞机已经结束之外，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思考。”思考什么呢？再如何设计更美更凶残的飞机？日本人说二郎有孤高的气质。但再孤高，面对无数生灵的死而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孤高就是一种残忍了。在影片中，宫崎想用生活中的感动去消解人间的罪恶，但他显然没有惩罚罪恶的企图。所以二郎在最后的时候让死去的菜穗子说：还是活着的好。这里，故意的内敛与疏离，虽有让人雾里看花之感，但宫崎最后打出向崛越二郎致敬的字幕，则表明他自己的信念最终也被这逝风残梦所击碎。
评论家切通理作早在2001年就在《宫崎骏的世界》（筑摩书房）中指出宫崎喜欢激烈震撼的东西，说他对战斗机以外的飞机没有任何兴趣。他引述宫崎的话说：“不期望战争，但是在战斗中让人看到的人的能量，对此有一种异常的关心。”零战首先是用在了中国重庆战区。也就是说，二郎的技术使得众多中国人丧生。这点宫崎骏当然是知道的。但这位和平主义的“兵器宅男”，还是暴露了在认知上的短路。
一般而言，杀人武器的设计者大都被“冷处理”，不得大肆张扬、不得过多宣传，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错，漫画《我成了世界的破坏者——原子弹的开发与投下》（[美]布塔乌姆著，内田昌之译）今年7月在日本出版，但诚如书名所表白的那样，这是一本奥本海默的忏悔录，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惊惶失措”。而宫崎骏的问题就在于他以为有一个不受限定的挖掘“技术者魂”与“少年梦想”之间无限的艺术空间和想象空间，而把道德律令与战场惨状置于不顾，或者干脆就不知道有一个杀人武器设计者和制造者需要“冷藏”的规则。这正如二郎的长子所言，原本父亲只被航空圈内的一万人知晓，《风起》使得他被一千万人以上知晓。但他还是得出“感谢导演宫崎骏”的结论，表明那个“被诅咒的梦想”正在日本社会不知不觉地蔓延。况且日本人在知性上向来只认美丑不知善恶，使得问题更趋险恶。
除了理性，人还有什么？古希腊哲学家的答案是，人除了理性还有错误。也就是说，在理性的算计上，人只有完善程度的差别。可能正因此，七十二岁的宫崎在《风起》推出后宣布引退。面对“对兵器的礼赞是否等于对战争的礼赞？”等通过人的狡黠理性算计而提出的诸多无解之问，他只能抽身而退。当到处充满理性的时候，人们同情诗。当到处都是诗声琅琅的时候，人们怀念哲学。如今，宫崎守望着入夜后静谧无波的隅田川，还有那川上的点点繁星。是真是幻，是幻是真？虚虚实实之间，竟也如风。这风是诗意的还是哲学的？恐怕只有宫崎骏自己明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起》就是他的精神炼狱。(姜建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