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风起〉》【日】冈田斗司夫著 光文社 2013年11月出版
实际上，“为美而设计”是个非常袖珍非常脆弱的球体，往往一捅就破。当来自前线的海军军部一再强硬要求寻求最大攻击力的时候，二郎将飞机用材一轻再轻，以至将急速俯冲后拉上就有解体危险的设计提交了出去。这难道也是为美而设计吗？2005年，三菱重工公开了当年与二郎搭档的另一位设计者曾根嘉年多达十本的手记，里面披露了零战鲜为人知的两次空中解体事故。一次是在1940年3月11日的海军横须贺基地。这是在高速俯冲后急速拉起之际发生的。原因显示为金属疲劳，而金属疲劳则是金属板轻量化的结果。事故的调查报告被送至海军总部，但军部无视改善的要求，再次强调攻击第一。另一次是在1941年4月17日。也是在急降后的上升，由于主翼金属板太薄，无法受力导致折叠。主翼一变形，对空气的阻力就增大，机体开始异常抖动，因而在空中分解。事故报告书中写明强度实验未过关，但军部依然隐瞒了这个问题。而一贯自负的二郎则对军部的这些做法不持任何异议。他当然知道高速拉上时要有受力的机体作保证，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只有九百马力的“瑞星”引擎，而不是一千马力的“金星”62型引擎。因为后者要比前者重三十四公斤。故意忽视战斗机的基本要素，是为了让军方更多地杀人，这与美有什么关系呢？
二郎在去世前的1976年，曾接受作家柳田邦男的采访。当被问到“您对公司委任您这样的新人担任设计师是否感到惊讶”时，他回答道：“为什么惊讶？公司其实很不景气，我可是为数不多的东大航空系毕业生之一，说不定他们把我当作走出困境的希望。”（参见《零式战斗机》，文艺春秋，1977年）显然，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二郎，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参与制造“杀人的锋利屠刀”。倒是崛越雅郎这位已经七十六岁的二郎长子，在日本老牌杂志《历史街道》9月号的专访中，想为父亲做点技术性的开脱，但一不小心，陷入了逻辑的陷阱：“父亲对日本卷入世界战争感到非常的恐惧。在日德意三国结盟的那天，他对母亲说，这样的话日本就在战争的道路上笔直向前了。好像他从心里预感如果战败的话，他的工作就会被剥夺了。”这里，最后一句话非常有逻辑看点：战败了就会失业。为了不失业，就不能让日本战败。而不让日本战败，就必须拼命为军部设计最新武器。这就令人想起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的一句话：“在传统与大义的美名下，年轻人无益地去死，这是神风特攻最为丑恶的部分。”而神风队员“玉碎”的飞机就是二郎设计的零战。有神风特攻第一号之称的关行男大尉，就是在菲律宾战区驾驶着零战去死的。这个时候，你还能为“完美”的零战所带来的十死零生而礼赞吗？
《风起》中有这样的细节：在零战的研发中，用超薄铝合金挤压出的钢材部件送到了二郎手里。打开盒盖，里面的钢材用报纸包裹着。而报纸上印的恰恰是日本军进攻中国大陆的消息。这表明战争又扩大了。但是二郎没看报纸一眼，只是急忙取出钢材。这个细节描写表明战争死了多少人并不在二郎的视野之内，他只关心他的用材如何使飞机更轻。
作家吉村昭的小说《零式战斗机》在1978年由新潮社出版。二郎本人应该知道作品是写他，并且是朝着“宏大叙事”方向写他的。晚年的他是怎样的心境呢？是否想到创造了美的东西，而这个美的东西又去很美地杀人？到2012年为止，这部小说已经再版了五十次，可见畅销的程度。但问题是越畅销，日本人越是受困于“很美”与“很暴力”的终极问题。设计飞机的是工匠，更是一位灵感泉涌的艺术家。就像世界著名的日本刀，它冷冽的刀锋，发出青色光焰的刀身，统合力量和优雅的弧线刀背，成了令人喜悦的美丽道具。但是在武士手中，刀锋从刀鞘现身的几率太频繁，连无害生物的颈项都难逃刀下。所以日本刀又成了武士道杀人的象征。要追究工匠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难以成立。飞机设计也是这样，它艺术地注入了工匠的魂魄、神佛的灵气。但它用于战场，用于杀人，要追究设计者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也难以成立。况且所谓“正义”与“进步”总是被极端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裹挟，技术人员有时也就显得身不由己。而对技术中立的过度信仰和对美的样式的过度追求，作为主体的造物者就会异化为物神崇拜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