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片《风起》的海报和剧照
蓝天白云、青色山峦、新鲜的空气。一阵微风，一场细雨，野外四季的花开花落，杂木林中的鸟啼虫鸣。一边踏着林间腐叶，渗湿了鞋子，一边感觉这片土地让他找到了自己。生命之歌，就是这样充满着梦想与爱。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堀辰雄在小说《风起》中，对主人公“风起，唯有努力生存”信念的文本表现。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宫崎骏拿起这部小说，为它续上了另一个少年的梦想与爱。但正是这个看似艺术化的接续，把宫崎骏和他的收山之作推上了风口浪尖。
争论的焦点在动画影片的主人公崛越二郎（1903-1982）。宫崎在8月11日的《赤旗新闻》刊文说，常把主人公二郎与自己的父亲相混淆：父亲比二郎小十一岁，遭遇了关东大地震，战争中是生产飞机零件的军工厂干部。并不能想象他们没有罪。但是，人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尽力生存的。
这就揭开了一个人们至今为之困惑的谜点：宫崎为什么要选择崛越二郎的故事作为收山之作？谜底恐怕在于，二郎对宫崎而言，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二郎设计出的战斗机用于战场，这与宫崎的父辈所做的事有相似性；二郎执著于创造“美丽之物”，这与宫崎醉心动漫、追求艺术之美又不谋而合。二郎一方面是宫崎父亲的投射，另一方面是宫崎自身的投射。这也是宫崎看到完成后的作品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他亦承认，这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流泪，很难为情。
为什么要流泪？不就在于他坚信生命里有些东西，历久弥坚。等再一次风起，你就会相信。这正如社会评论家冈田斗司夫在其新著《话说〈风起〉》中说的，“宫崎没有把二郎描写成英雄。他只是通过二郎表现了自己。”于是他用林间，用山丘，用草原，用缠绵，用梦想，用情爱去温存那段历史，消解那段历史，并试图将那段历史纳入他所谓人文关怀的色调之中。于是，他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左翼质问他为什么再度勾引历史？右翼质问他为什么对历史躲躲闪闪？
确实，问题的落脚点还必须放在崛越二郎这位历史人物身上。这位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航空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入职三菱内燃机（现三菱重工），先后设计出七式舰上战斗机和九式单座战斗机（后来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在战时又接受军部指令，从事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的研发。零战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机。它的最大优势是具有很好的垂直机动能力。与零战缠斗，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会遭到零战的反转被其咬住。日本航空学专家加藤宽一郎在《零战的秘术》（讲谈社，1992年）中，将零战的特性归纳为五点：机体超轻量化；配置大口径的二十毫米机关枪；运动性能和操纵性能一流；惊人的续航能力；视野良好，特别是在后方。
到战败日为止的六年间，日本共生产出一万零四百二十五架由二郎设计的零战。但到1945年8月15日战败这天，仅剩下六架。最后留给这位设计师的，是满地的飞机残骸和残骸下埋葬的生命。不错，每一块铁片、每一颗螺丝的图纸，都是他亲手画出。他曾忘情地说过：“我在一瞬间忘记了自己是这款飞机的设计者，只感到美。”“飞机不是兵器而是纯粹的完美之物”，他在影片中如是说。对此，《每日新闻》发表东京大学教授藤原归一的批判文章说，与战争的现实相切割，只沉溺于战斗机的美态，不就像小孩一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