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李永安拍下了79年反击战中最著名的的一张照片：《攻克谅山》。
4日下午，李永安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回国将拍摄的照片交到营部。照片随后被发往北京。
4日晚，邓小平看到了《攻克谅山》，下令中国部队撤军。
冯仁昌是先头部队的侦察兵，他更体会什么叫九死一生。
牺牲无处不在，我们的战士，有时候都搞不清自己的性命，是丢在女人、小孩还是老人手里。
“我所在的连队正在沿着先头部队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越南到处布雷，我们只有沿着之前部队趟过的道路前进。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三个背箩筐的越南女孩。我们当时也没当回事，就让她们走了过去。可谁知走了没多长时间，后边就传来了一阵枪响，我们连队立马就被放倒了3个人，而我们根本找不到敌人。我们猜想极有可能是刚才那三个越南女孩，背后的箩筐里放着的可能就是AK-47突击步枪。”
即使是殷燕这样身处“后方”的医务兵，也随时面临着越南特工的偷袭。
650高地攻坚战伤亡惨重，殷燕所在的战地医院消毒水告罄。6月28日深夜，这个19岁的女文艺兵，孤身一人去野外取水。她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挺住，挺住，向前走！我边走边用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想着万一有了情况，扔手榴弹千万别忘了拉弦儿，给医院发出信号，让他们有时间转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绝不能当俘虏。”
1979年2月，42军162师政治部原电影放映员郭蓉蓉(战时编入伤烈组)，在抢运伤员回国途中，遭越军特工袭击，郭蓉蓉连同车上伤员一同被越军燃烧弹活活烧死，身体烧得焦黑屈曲成一团。郭蓉蓉是我军第一个在中越边境战场牺牲的女兵，遗体未能运回。
上了战场，都是英雄！
如果能准备的再好些，再充分些
邓小平同志在对越做战的内部讲话曾提到，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
殷燕回忆起她所在部队的一次“误伤”。所谓误伤，或多或少暴露了我军战前准备的不足：
“我们师3营7连在向团主力靠拢时与越军相遇，7连长见进攻受阻，便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坐标位置，并向几十公里外炮群报告，引导炮兵轰炸越军阵地。由于部队配发的军用地图是四十年代法国人绘制的，地图标记与实际景物误差很大，结果头几发用来修正弹着点的炮弹，当即把连长和报务员炸死，数分钟后，没得到要求修正弾着点报告的炮群，按照原设定坐标一齐开火。炮火过后越军阵地夷为平地，7连百十号人也几乎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
冯仁昌所在部队在进攻庭毫山时，还遇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
“有时候自己人打自己，敌我不分。打庭毫山的时候，我们与自己人打了一夜，后来才知道是自己人！我军通信能力严重落后，我们连当时只有一台步话机，排以下基本没有通信联系。”
另外，由于指挥员缺乏对实际战场的了解， 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冯仁昌给新浪军事举过一个例子：
“我们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我们也没有乘坐过装甲车和坦克。但我军很多士兵都是乘着坦克前进的。当时有上级下令，要求战士们将腰带绑在坦克上，这样可以随着坦克来机动。但是越南军队使用了高射机枪，在山头上对我军进行扫射。由于腰带来不及解开，大多数士兵被打死在车上。”
冯仁昌的另一段往事，则深刻的反应了当时的后勤状况：
“后勤保障，基本无吃无喝，我常常都是喝草根汁来解渴的，越南境内的水井和水洼子我们根本不敢喝，怕越南人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