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罪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180师一部分官兵随部队驻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转业复员。180师的战俘，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
肖德元转业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报到时，经理听说他是180师的，大吃一惊，“就是那个全军覆没的啊。”
赖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县老家，重操理发旧业。“文革”中，他因为开理发店被打成当地最大走资派，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出来，揭发他所在的180师打了败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斗？”战友喊。“该斗，该斗！”群众们挥舞起拳头。
严汝贤则是祸从口出。这个180师539团的文教员，战争结束后进入乐山第五丝织厂。反右时，他和单位同事在茶馆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说，打败美帝国主义指日可待。可严汝贤多嘴，偏要用自身经历泼冷水，告诉他180师失利的事实。
当时同事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单位开大会，领导在会上突然点名批评，“某人竟敢污蔑志愿军，居心叵测。”随后，严汝贤被单位开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务农。
曾经的俘虏，日子更不好过。战争结束后，一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归管所，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了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张城垣跑去看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那一年他已经48岁。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随后在他们的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
由于战俘身份，复员回到地方后，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乡信用社开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
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1954年，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她家里人说，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这句话，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
“180师是个悲剧，战俘更是个悲剧。”张城垣无奈地说。
两岸书
1988年，山西闻喜县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
他让二儿子回信过去，“还活得好好的”，然后问问，是谁呢？
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署名已经换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兴贵。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于身上的刻字，史兴贵不敢回大陆。战争结束后，和其他一万四千名战俘去了台湾。他被编入炮兵营，驻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后，史兴贵加入了一支由大陆战俘组成的荣工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他们给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给铁路铺设枕木，一干又是十二年。
当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师战俘一共8人。他们时常约着假期里见面，说一说近况，不觉间就都老了。
8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台湾结婚成家。
“在部队不准结婚，退役了年纪大了，人又穷，哪有人要呢？”史兴贵所在的眷村，大陆战俘有二十多户，只有两户结了婚，一个娶了瘸子，一个娶了哑巴。孤独的战俘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赌博。史兴贵有时一输就是几千台币，他也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