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1952年4月8日，在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
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清晨，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
“当时有两条原则，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后，张城垣说，“我们是军人，为了荣誉也得回去。”
已有定论
第五次战役后，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
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随后，师长、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
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万一负伤被俘，也要坚持斗争”的思想，被军部严厉批驳，认定“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竟准备屈膝作俘，是叛变行为”，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调离军队转业地方。
1952年，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强调了“180师全师被歼灭”，该师各级干部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539团战士童志安参加了团里的排以上干部“180师受挫学习会”，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师会背上政治动摇的恶名，“当时不敢说，许多人都是违心做检查”。
后来，539团团长王至诚无可奈何地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满身是嘴也说不清。”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把责任全推到180师头上。这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朝鲜战争最后一年，整顿后的180师被重新带回战场，用“一切为了翻身”做了动员口号。
肖德元记得一个连长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冲得太急，脚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赖富柏再次参加了阻击战，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没有水时，甚至只能喝尿。
作战参谋冯志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攻克了韩军的阵地，一直打到停战那一天。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随后宣布，“180师打了翻身仗”。但这个喜悦随即被更大的喜悦冲散。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