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与战后美国电影大量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有一定关系。因为，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时期仅上海一地即输入了1896部美国的故事片（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人在电影业从业人员会议上的发言：《美国电影对中国的侵略》，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7~11）。而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自身生产放映出的故事片数量，却只有119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128页。）由此不难看出，战后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可以说几乎都是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着的。
但是，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并引起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也与其特有的、适合于中国众多观众口味的艺术创作形式有关。有关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消长情况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年5月28日中共解放上海，开始尽力扶持国产影片，到1950年12月止，上海地区总共上映国产影片将近280部，放映场数43424场，观众1859.7670万人次。而几乎同一时期，尽管195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进口美片明确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这段时间上映的美国故事片仍有646部，放映场数33681场，观众1450.5773万人次。其中接连上映百场以上者有近90余部之多，连映200场以上者有14部，平均每部观众近12万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在受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况下，仍旧连映了373场，观众达21万人次之多，可见美国片还有相当市场。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固然不禁止进口和上映美国片，但是其利用掌握影片发行权，和接管了一些城市重要影院的优势地位，对美片的上映作了种种限制，而对国产片和苏联片，则给予了全力的扶持。以上海为例：措施之一，“通过颁发上映执照，规定票价和从税收政策为（国产及苏联的）进步片减税、免税，美国反动片和国产的消极影片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从而对美帝影片加以限制”。措施之二，从1950年5月开始，“具体规定是每四周上映国营片、苏联片各百分之廿五，大部分影院上映的英美片每四周不能超过百分之廿五，其余时间则上映私营国产片”。措施之三，“从广告篇幅上限制。国产片和苏联片的广告刊例一律照旧，英美片则照原刊例提高15%。同时，对于广告所占篇幅也予限制，凡是当天开映的英美片广告，大公报不超过八行，其他各报不超过四行。预告一律不超过十六行。”而且，对美片广告词还必须加以审查，禁止使用各种渲染性的带有淫猥色情或迷信、恐怖倾向的用语。措施之四，集中力量宣传介绍国产和苏产进步影片，不仅透过报纸、路牌、海报、橱窗以及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预告，而且还“大搞群众运动”，比如“加强和工会、农会、学联、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联系，组织了宣传委员会，请负责文艺的首长担任主任委员，深入宣传，确定措施，使各团体重视了电影教育”，等等。措施之五，通过降低票价和使用优待券等方法，来吸引观众观看国产片和苏联片。（《关于上海放映战线和美帝斗争的情况》，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7-1-324-36~41、50~51、35；《限制英美消极影片广告篇幅协议书》，1950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G20-1-23-1~4。）
由此不难了解，上述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间国产片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所以会在总数上超过了美片，包括国产片单部放映场数和观众人次也有不少超过了美片，受到政府支持的结果，此一时期部分国产片的上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均已超过美片《出水芙蓉》。如《女贼》上映已达554场，观众达21.6万；《山河泪》上映446场，观众19.8万；《饿人行》上映494场，观众22万；《复活》上映595场，观众33.6万；《太太问题》上映476场，观众20万；《思想问题》上映446场，观众22万；《我这一辈子》上映575场，观众31.4万；《乌鸦与麻雀》上映577场，观众28.7万；《影迷传》上映651场，观众35.3万。（《1949-1951年上海放映影片情况统计》，195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5-9~16。）其间很大程度上是有行政干预在起作用，并不表明观众逐渐相信美片“反动”而唾弃不看。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外国片，美片一再受到限制，苏片则得到了大力引进和扶植。结果是，美片观众固然大量减少，苏片的观众却并未因此而大量增多，反而是国产片得到了较大的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