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红军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图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誓师大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步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出征前的军训，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然而，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尚不足一年，是“疲惫之师”、“穷困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战无弹药，食无粮草。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全国抗战爆发为解决红军的改编和给养问题创造了机会
1937年7月中旬，再上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
而国民党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并未理会共产党的宣言，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面会蒋介石，“力争无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项条件：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抱定“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私下也未让周恩来等在庐山公开活动。
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周恩来等便第二天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在全国抗战之大势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方针”。红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于7月26日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我们改编3个国防师1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并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3个师1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27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但因“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显然，为抗日、为民族，中共已做好单方准备，做好不要国民党给养，“吃野菜”、“筹粮”的准备。同时，因恐国民党限制给养，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多留地方部队的方案。
7月中下旬，时局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27日，他通过西安的蒋鼎文催促中共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发表3个师的番号和师旅团长、政治主任的名单，提出以康泽为政治副主任。28日再定改编后的参谋长职人选。
蒋介石急请红军出兵，使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从前几天的义愤中平静下来，要求：“（1）8月15日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在这6项要求中，首次提出弹药补充，表明中共意识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红军急需解决的不仅是经费和衣食，而且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
为力促红军早日改编出师，7月31日，南京下达3个师的番号，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国民党西安行营将中共请求补充的物品，电南京请领，并在行营运输处移郑州的情况下，“允设法拨5辆老汽车”，供红军军需物资运输。
情况在向着中共利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为此要求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边改编边训练，并要求南京补充给养。以给养补充为出师的前提之意渐有雏形。不久，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抗战，迈出实质性一步--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与会。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召开国防会议是中共既有主张，立即受到中共高度重视。3日，中央确定赴宁需解决问题：（1）发表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4日，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会。
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翌日，在国共围绕《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谈判的同时，周恩来提出“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呼吁“补充器物”。
阎锡山为争取中共早日出兵，以军需给养、弹药相许
从地缘上看，距红军最近的抗日战场为晋绥地区。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共加强与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当属必然。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在日军威逼下，对中共态度积极起来。8月上旬，阎锡山赴宁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委托梁化之等与中共派驻山西代表彭雪枫主动联络，提出请中共部队早日出兵，可帮“筹办工作器具、刺刀、手榴弹、七九子弹等”，“射击装甲车之破甲弹，此间即可购办”。出于对中共部队出师路线沿途供粮的考虑，梁化之告：“经过晋省地区，粮食当不困难，但绥察边境则较缺乏”，意是希望中共部队走南线入晋。8月7日，彭雪枫请示毛泽东：晋方拟补充军需，“每种需要多少，请将数目预先电知，等阎回后即可作最后决定”。为保障部队出动前的后勤给养，他还建议派叶季壮或宋裕和准备在三岔堡、大同、丰镇等处设立兵站预先购粮，并派人预先到绥远购办皮衣以御渐寒天气。毛泽东深感事情重大，当日派左权赴太原，会同彭与阎锡山交涉；派叶季壮赴太原设供给机关；并转询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晋方可为我筹办各种装备、弹药等，每种究竟需多少，即电告。9日，毛泽东在前方报来红军所需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清单共5类19种物品的数目清单后，电告彭雪枫。同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告知他们在其所开列的清单外，又增列步枪5000支，小钢炮40门（炮弹5000发），皮衣、皮帽、毡鞋各4.5万件（双）。（笔者未能查实所列清单到底多少，但只就增列项来看，应为不小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