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军事讯 3月24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题为《缅甸的中国情缘》的文章,文章写道,缅甸是中国眼中的边陲文明,是中国远征军的悲壮战场,两国关系遍布着迷人的历史脉络。全文如下: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召开第一届大会、万事达信用卡安装了第一台POS(销售管理系统)机、离境表格被废除了、新闻法案正在积极起草、第一家日报将很快诞生、汽车已塞满了街头……
在仰光,你感到一切都变得太快,旧秩序在瓦解,新尝试不断涌来。“你应该更早些来,天天有人在街上游行”,不止一位本地朋友对我说。闭上眼睛,我几乎可以想像那样的场景,在压抑了多年之后,人们要拼命表达自己。一切都那么振奋人心,政治犯被释放、新闻审查结束、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的政党再度集结,在每一场转型发生时,总有一个曼妙的蜜月期……
我到来时,变化从政治领域迅速引申到经济与社会生活,个人的创造力与欲望正被释放出来。
在炎热尚未散去的午后的小巷里,坐在路旁的露天茶室内,这个城市总给我一种混杂的感受。在很多方面,它仍充满异域风情。男人们穿着长裙式的“隆基”,常常当街展开再系上,再在腰上打上一个突出的结;女人们的脸上总涂着白色粉末,这是本地的护肤品,穿着红袈裟的小僧侣总端着黑钵四处化缘,不管你走到哪里,佛塔与佛像总是抬眼可见。
破败与贫困仍四处显露,那些英国人留下的红砖楼无人理会,在日本早已淘汰的公共汽车仍开在路上,里面挤满了人,即使是五星级的酒店也要常备发电机,电力供应总是不足……但从城市的布局、那残破却壮观的英式建筑,你完全可以想像它昔日的辉煌。这个仰光,曾是东南亚最闪耀的城市,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尚不闻名时,它就已经以文化活力着称。这个仰光被一个封闭政治制度所扼杀,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与衰败。
在来仰光之前,我对于缅甸几乎一无所知。依稀记得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深入不毛”一句,这“不毛”可能正是指向这个地区。不过,这一印象也正表明长久以来的中国中心论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于中国来说,缅甸与中国周边的很多小国一样,不过是文明的边陲,我们无须了解。而进入了现代世界,它则是悲壮的中国远征军的战场(到了仰光之后,我才知道缅甸人对于我们引以为豪的远征军多么厌恶,正是这场远征为日后缅甸的内战埋下伏笔,而迟迟无法结束的内战,则阻碍了缅甸种种发展与变革)。
而至于过去的二十年中,像很多人一样,这个国家在我脑中印象都是定格于昂山素姬,是一幕道德剧。当读到她对于极权体制的分析,对于反抗的追问时,你感到一种深深的触动。我还记得她在1991年的文章中对于恐惧的描述:“生活在一个否定基本人权的制度内,恐惧将成为每天的命令。恐惧被囚禁,恐惧被折磨,恐惧死亡,恐惧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生存手段,恐惧贫穷,恐惧孤独,恐惧失败。”
而她相信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革命本质是精神上的革命,“一场仅仅要改变政府政策与制度以提高物质水平的革命,不会取得成功。没有一场精神革命,那些创造旧秩序的邪恶力量会依旧运行,对于改革与新生的进行不断造成威胁。仅仅去呼吁自由、民主与人权是不够的。斗争还必须有一种决心,去为真理而牺牲,去抵制欲望的腐化影响、脆弱、无知与恐惧”。与捷克的哈维尔一样,昂山把抗争的实践与哲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但当我站在仰光的街头,才真实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复杂。缅甸的民主转型不断被动人地描述,描述者却往往忽略了它复杂的背景,昂山素姬引人钦佩,但沉浸于她的个人故事则实在有失中肯。而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则更是遍布着迷人的历史脉络,它足以折射出中国自身的特性——它常是令人不悦的。
人类的历史往往充满了意外。在20世纪50年代,马尼拉与仰光,曾是亚洲最富裕与富有希望的城市,它们却暗淡了。而身处此刻的仰光,倘若再过20年,它再度大放异彩,分析家恐怕要总结出一整套崭新的缅甸模式——和平的政治变革、高速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三者是如何相互保障的。届时,此刻志得意满的中国,恐怕才能对它表现出真正的好奇心。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