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最大的权力就藏在语言中，《公约》是语言与权力结合的一个典型。语言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结构和系统，每一个单词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亲友团在背后支持。我们以为在说语言，实际上是语言在说我们。
联合国颁布《公约》后，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因此这套《公约》成了谈论海洋和解决海洋争端的一套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这套话语体系影响了一些国家对海洋的思考方式。在人们过去的印象中，一个“岛屿”就是大海中一个孤零零的岛。有了《公约》后，一个岛屿就能带来领海、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等海域，可以获得极大的海洋权益，因此各个沿海国家都高度重视“岛屿”，争端就此而起。
在我看到三沙市一个个水下的珊瑚岛时，深深被这种地理景观所吸引，但是看到《公约》把这种地理景观排除在“岛屿”的概念之外，我感到了不公平，但是要反抗这种不公正是极其困难的。
我先是把海南岛渔民为这些水下珊瑚岛起的名称——线、铲、排等推出来，为这些名称争取命名权，但我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语言有个先占原则，就像领土一样。谁先占有谁有优势，《公约》已经抢先占了语言王国内的领土。
接下来，我想创造新的名称。我把这种水下珊瑚岛称为“覆水领土”，但是觉得这个称呼政治性太强，于是又想称之为“水下岛”，还是感到困难。后来我发现无论怎样做，都是在《公约》的圈子里打转。它好像是如来佛的手心，很难逃脱，因为我们都想把这些命名向《公约》中“岛屿”的概念上靠，目的是进入那个体系，获得权利，但这是极为困难的。
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公约》和中国南海三沙的现状，简直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也弄不到一起去。这是两套话语体系的碰撞，是一个具有古老海洋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与一些20世纪新独立的沿海新兴国家的冲突。我们要摆脱《公约》那套语言体系，才能获得自由表达的可能。想要获得公正，我们必须向历史中寻找。
“九段线”早就画在中国人的心里了
我们谈论南海时，依据的是我们古老的历史文化，想到的是早在几百年前，海南岛的渔民就前往那里捕捞了。也许他们并不想去那里，但是中国沿海神奇的季风和洋流冬天把他们吹去，夏天把他们吹回，他们命中注定要去发现那片海域。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也决定了他们要去那里寻找生存根基，因为中国人的顶级名菜：鲍鱼、海参、鱼翅，主要出产在那片海域。他们在那里的劳作会获得丰厚的报偿，那里值得去冒险，因为在那里能生存下去。他们早已对西沙、中沙和南沙的一个个岛礁进行了命名，祖祖辈辈就在那里生产和劳作。
他们对这些岛礁的权利，早就由于他们的发现、命名、劳作、持续的管理而产生了，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权利。但是《公约》主要是由20世纪中叶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发起、推动、最后获得较多国家的响应而诞生的，他们要求的海洋权利不是靠历史赋予，而是靠新定义的概念、靠新公布的法规获得的。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濒临海洋的大国，中国沿海人民的生活早已与周边的海洋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老的中国与海洋产生的种种联系，不知要比《公约》早多少年，中国人与周边海洋的关系很难用《公约》来规范。我看到《公约》在处理与它相冲突的案例时，引入了“历史性水域”的概念。“历史性水域”是这样解释的：“沿岸国清楚、有效、继续不停地，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一水域行使主权权利而受到国际社会各成员的默认。”由此让我想到了中国地图上的“九段线”，其实“九段线”围起来的水域就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