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广东珠海，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的“枭龙”。
从无偿援助到赚钱生意
1979年之后，武器开始和服装、玩具等一样，成为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外销商品。
“枭龙”的出现，也改变了中国武器生产传统的“买家”和“卖家”关系。
一直以来，中国的军工厂是军队系统内计划生产的一个单元，由军方和政府共管。在国家重工业化政策的引导下，军工厂按计划优先获得资金、原材料、人才等生产要素分配，其生产的武器也按计划配给到军队。
改革开放后，遍布各地的军工厂，逐步完成资源整合，形成基本按武器品类割据的国有垄断军工集团。
其管理体制也历经变迁：1951年起，中国的军工企业就建立起军委和国务院“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随着军工产业门类逐步增加，“两个婆婆”实施管理的具体机构也几经变化。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先后经历了二机部、三机部、国防工办等变迁。中央军委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也先后经历了中央兵工委员会、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等变化。
1982年，“两个婆婆”合灶吃饭，成立国防科工委，但仍隶属军方，同时也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委。既是政府部委，军工企业的二、三、五、七机械工业部也由其归口管理，这些“部委军工厂”在1982年到1993年间逐步改制成五大军工总公司，脱离政府序列。
对武器购买制度有实质性影响的改革措施，是1998年新国防科工委的成立——不再受军委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而转变为国务院的下属部委，被赋予代表供方负责按照订货合同、组织生产、监督订货合同执行、保障军事装备生产供应等职责。
同时，中央军委成立总装备部，归口管理全军装备。
上述改革使武器采购的合同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军工厂”逐步脱离军方，完成了“卖家”和“买家”名义上的切割。
即便如此，“中国军工企业一般仍是多头领导，条块分割，各把一方。”胡承立在《我国军工企业体制改革研究》一文中描述，“距离‘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还差距很大，近几年的军品采办和军事代表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
据华彩咨询集团董事长白万纲观察，目前军工厂的武器订单，事实上仍是“配置式的合同”：需求方派员到企业洽谈，下达任务课题，企业做出来后售给军方。在订单的争夺上，十大集团各有侧重点，少有竞争，实际操作中，国家也会出于平衡的考虑，使几家企业最终都会分得订单。
引入完全竞争的市场采购竞标模式，只停留在学术研讨层面。“企业自发研究出一种武器，向军方营销，再由军方采购的国际主流做法，在中国还是比较少见的。”白万纲说。
此种“供求关系”，显然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军贸市场。
在美俄两家主导的国际军火市场上，战乱、外交和政治需求始终主导着军火市场格局，左右着军火交易量。美国的军火推广模式更为立体化，它会采取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派军驻扎等方式拉拢买主，美国的私人军火商和国防部密切配合，占据着30%的国际军火市场份额。不像美国对军火买主要求得那么苛刻，由国家主导的俄罗斯军火商不在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饥不择食地向东亚、非洲和中东兜售武器。
而直到1979年，中国才进入利润丰厚的军火市场。
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次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行使用。
自此，武器开始和服装、玩具等一样，成为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外销商品。
美苏冷战期间，苏联退出中东武器市场和两伊战争，给中国军火商提供了机会，中国的武器出口份额曾一度占全球军火交易的8%，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出口武器也渐趋多样，榴弹炮及军用运输汽车开始列入军售清单，但枪支、轻型火炮、小型舰艇、性能较差的飞机等仍是主要类型。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军事科技水平的提高，国产武器也改变了过去以低档廉价为主的外销方式，在国际军贸市场上走向中端和高端，从而满足了不同类型用户的需要。张礼军和李伟的文章中，举了坦克的例子：中国拥有从最低端的改进型59式坦克到中高端的MBT-2000，再到最先进的MBT-3000坦克的产品组合，能够满足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不同国家对主战坦克的多种需求。
“枭龙”的出现，更带来一种新的变化：用于贸易的武器不再只是“存量”，而是根据客户需求所进行的创新研发，虽然此种模式尚未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