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阶层抗争、社会主义努力与宪政民主的变迁

    一定会有某些“自由主义者”说，这是某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谎言。可是，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十章《实业为什么会产生贵族制度》里，法文版编者注释：“这一章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鲍曼这样描述，“现代时代一些充满新的猛烈精神的评论家（在其中，马克思又是最为突出的人），把旧秩序的死亡首要地看成是蓄意破坏的结果：是一次因资本——‘他专注于瓦解传统和亵渎神明’——放置的炸弹而引起的爆炸。其他人，像托克维尔，他多了点怀疑，却少了很多的热情，他不是把旧秩序的消失看成是爆炸，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内爆（implosion）……”[（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6页。]
　　更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于福柯（Mirkel Foucault，1926—1984）等人。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通过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研究，福柯认为现代性（作为控制和统治的形式）构造了与之相关的主体和知识。通过系统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福柯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强大的权力和控制结构。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写下了32本《狱中札记》，直接指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统治与知识体系为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
　　对这种常常被称作“后现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耶克主义的信奉者似乎可以以哲学家的气质来反驳，哈耶克的问题意识就在于他担心，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成为一个社会所有人都认可、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认可的价值规范，上升为国家的政治主张、政体精神和法律体系。然而，这样一种危险也许存在，但是，也仅仅是一种“也许”，并非是一种“必然”。一种政治主张成为极权国家体系，是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必须在戴维·伊斯顿所说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揭示出来。以前述所列举的以社会主义价值为目标的社会党运动为例，由于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政体早已建立，各种工党和社会党的执政，并没有在事实上导致这些国家放弃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正义一元论体系的长期存在，由此而进行的公民教育功能，则进一步让这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最终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夺取政权方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人类法政文明的重要参与者。
　　必须公正评价各种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劳工阶层的集体抗争，促进了资本的文明化。人类迄今的历史，已经完全难以想象与社会主义者参与和领导的政治过程相隔绝的政治文明究竟是如何了。即使是被我们称为最远离大规模的纳粹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运动的美国，也有美国共产党作为反对派的长期存在和抗争。美国的决策者，在十月革命前夕，就必须面对劳工阶层的各种抗争。恩格斯在1887年1月26日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序言》里就提到虽然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美国工人依然在纽约等地为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抗争。第一个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的实现，并不是资本主义自觉努力的结果，而是劳工抗争的结果：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全国约35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和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后来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美国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而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西方国家来说，就必须更加正视劳工阶级的这种集体抗争带来的压力。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呼唤起的工人集体抗争的洪水猛兽，对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却是一副节制人性贪婪的猛药。当然，猛药终归是猛药，并不是常规之道，更非正义的来源和实现标准。
　　由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或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社会党国际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社会党人曾经领导了下列影响重大的社会运动：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在1889年宣告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10年宣告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等。第二国际破裂后，其成员以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为名继续运作。1923年，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战”结束后，欧洲地区受纳粹压迫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当葡萄牙与西班牙于1974年及1975年正从独裁转为民主政体时，社会党国际热情支援两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重建。截至2007年6月，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约161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为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政党曾经至少在如下西方发达国家执政：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英国、法国、瑞典、以色列、希腊、丹麦、加拿大以及挪威。相对于上台执政者，社会党国际成员为非执政者、咨询政党、观察政党的身份的国家同样足以列出一个巨大的表格。苏东剧变后，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至少曾经在保加利亚、黑山、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蒙古、斯洛伐克、乌克兰、捷克等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执政。
　　我们可以回到伯尔曼这位法制史作家对韦伯的批判来理解否定工人抗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经济自由主义视市场自由与资本自由为人类正义的天然尺度，事实上是将一个在基督信仰中被视为人之“罪”性载体的资本与市场，当成共同体合法性的来源。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体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是试图在人间建成利伯维尔场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和价值努力。如果视基督为人类正义的来源，视基督宗教为信仰标准，那么经济自由主义就是显而易见的异教了。这一“异教”的核心教义在于，它将人类正义的落实使命赋予了远远不能承担此一使命的，以追求利润和人类不平等为导向的市场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