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沈阳
新航路的开辟及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工业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大约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胜利结束。工业革命引起生产组织形 式的变化，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 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工业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工业革命不再是鲜花加牛奶的田园绚丽风光。工业革命以马克思所批判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前提，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 分化、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拥挤以及环境污染。工业革命更是进一步促进了欧 洲社会结构的分化，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 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体系之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这种结构分化的直接产物。
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抗争，从抗争走向建制，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进程。批判马克思学说，尤其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重大使命。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高度评价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作为一种历史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必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
对社会主义批判最系统且影响最大的当属哈耶克。可以根据系列著作的书名总结哈耶克学说：社会主义在知识论上“致命的自负”，违反“自由秩序原理”，破坏“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从而产生专制极权，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是这样赋予利伯维尔场的正当性的：首先，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生自发秩序的一部分，它的正当性来自于不证自明的传统与道德；其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个体的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与源泉。而那种寄希望于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的做法，在以怀疑论和人的知识有限性为传统的西方价值看来，俨然是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做法；至于工人的集体抗争，从工会的联合斗争发展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更是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类似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是反对最低工资、社会福利、各种工会和工人集体抗争。斯大林模式的彻底破产，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更是俨然证明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粗暴方式”的所谓“正当性”。
然而这样一种“正当性”，不能不在实证和逻辑上全方位、多层次予以辨析。从实证上来说，福利国家具有下列现象：由国家提供福利服务；国家对它的居民所有福利负责，包括全面的福利，福利国家也意味着国家的责任要覆盖一个最低的全面保障要求；有许多福利国家，尤其是欧洲的福利国家，福利并不是都由政府提供，而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慈善团体、合作组织、私人企业等共同提供的，这种现象实际应该称为“福利社会”。现代福利国家是从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和救济贫困不同，北欧国家是从自治、互助福利体系发展起来的。“一战”后的大萧条促使许多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一些国家，如荷兰、澳大利亚、乌拉圭、新西兰，从1930年起由政府提供而发展起来。今天欧洲许多国家选择了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提供现金福利（养老金、失业补助）扩大到其他方面（卫生保障、婴幼儿保障）等，福利国家已经影响了这些国家公民的消费休闲习惯和政治文化心理，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某种以社会公正为宗旨的思潮与理想（不是罗尔斯那种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必然导致专制极权？以北欧的瑞典为例。“一战”前夕，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共同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
俄国革命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专有的称呼。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通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社会党国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议民主制的一种模式，能够解决在一般自由民主制里所产生的问题。社会党国际强调：“民主”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也同时包含免于被歧视和被控制了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滥用政治权力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不只是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也包含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同时也要给予身心残障和其他社会条件不佳的人平等机会；最后，要团结起来同情那些遭受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的人。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国家是瑞典。高税率下，瑞典经济仍然具有相对于另外一些国家的活力；经济结构也相当健全，从独资公司到跨国公司，同时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用，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英国工党、澳大利亚工党、法国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利时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的执政，都没有如哈耶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所描述的，改变了这些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的法政体制，进而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为何会导致这样大的时空误差？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既塑造了一种社会理论的魅力，又会极大地限制该种理论的超越性与更广阔的解释能力。任何学说必须彻底走出这种局限性，才能在更大层面上被证实为真理。人类经历了几种极权主义，在冷战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哈耶克对自己的理论寄予了一种启蒙的功能，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警示世人，从而防止西方社会走向极权主义。然而，哈耶克显然赋予了资本与资本主义这种世俗之物过高的正当性。当他视自由、市场、资本为考察一切事物的起点、标准和重点之时，危险性油然而生。人的自由不仅仅有市场自由和资本自由，还有其他自由，如著名的“四大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未必是哈耶克的核心关切。从哈耶克的最后的三部立法来看，《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抬高了福利底线（《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是：（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哈耶克主张用市场竞争化的福利取代政府福利的低效，这无疑是比较审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