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传播着民主和科学的圣火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的雄心壮志。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不愧“社会脊梁”的称号。进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的特质突出表现在紧跟世界民主大潮，推动中国从延续两千余年的“秦政”向民主社会转型。
如在戊戌变法时期，知识分子激烈抨击专制制度，力倡走明治维新之路。严复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他将西方国家强于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谭嗣同在其《仁学》中也强调，“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是强盗专制，是专制社会万恶的总根源。梁启超指出：自秦以来，帝王视天下为“私”，故上自庶官，下自亿姓，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他强调，只有兴民权、制宪法、开议会，合千百万人为一身一心，国才能强。康有为也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他在上书中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推动戊戌变法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
如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传播着民主和科学的圣火。陈独秀指出，争取民主必须反对“恶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他表示：为了捍卫民主和科两面大旗，“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李大钊则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大声诘问：“没有全民普选，还配叫共和国么？……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胡适则号召广大青年脱离奴隶状态，负起公民责任，做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这些知识分子努力下，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使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