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协管员
“确实有罚款，但是罚得也不多。”一名协管员说，“一天我就只遇到一例，特别典型的，交警会把他拦下来，进行罚款。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给了钱赶紧走。”虽然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声明，将对“中国式过马路”严惩不贷。然而，偌大的北京城，数万个路口，对闯红灯乱象“零容忍”的初衷虽好，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在走访中，各路口交通协管员均表示“力不从心”。
“对于闯红灯，我们顶多上前劝说一下，如果对方不听劝，我也不会有多说什么，遇到脾气不好的，甚至还会冲你开骂。”这名协管员说，罚是开始罚了，但行人闯红灯乱象并未减少。复兴路与军博西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处的一名协管员表示，罚款政策难以落实和人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我们没有执法权，不能对违规的人进行罚款，能做的只是进行劝说。”他说，只有交通警察对路人有罚款的权力，然而交警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现场。交警一般只在早高峰时间来到路口维持秩序。“7点到8点左右，值班一个小时，会来两个交警。”他说，交警基本上只对机动车进行指挥，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常常不予理会。
在他看来，罚款“根本没有用”，“自觉的永远都自觉，不自觉的永远都不自觉，警察来了也没用，该闯红灯的还是照闯不误”。
“软措施”或能起到“硬作用”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在2012年全市交通安全大会上称，全市机动车已于当年突破500万辆，且总量仍在不断增长。与此相比，社会交通文明程度的提升却慢了许多。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长君曾表示，欧美国家机动化经历了40年，行人安全意识也经历了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中国进入机动化才短短10多年，许多人并不适应这一变化。
这一点，从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现场砍罚款的视频中可见一斑。就在北京街头，一位骑车的大姐闯了红灯，交警要罚20元，这位大姐却执着地与交警软磨硬泡，砍价砍了几个来回，执勤民警无奈地说：“咱们这不是做生意”。
“车辆管理方面有登记制度，交管部门最终都能找到人。但是行人很分散，事后找不着人，这就使得行人有侥幸心理。”张柱庭称，对于行人闯红灯，确实存在监管上的难题。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执法不能是“运动式”，更应该重视日常监管。不能等到出了问题以后再集中管理，集中起来治理一次，当时效果好了，但是一放松，问题又出现了。”张柱庭认为，“运动式治理”容易造成“选择性执法”，其危害就在于培养了老百姓的“选择性守法”习惯，形成恶性循环。
张柱庭表示，提升社会交通文明程度，应该从小抓起。“虽然我们也有‘红灯停绿灯行’的教育，但是这个教育真正落实到现实意识上，仍然非常不够。”他说，我们的教育太呆板，应该用一些活生生的事例进行教育。
不过，用经济处罚手段来治理行人闯红灯现象会产生很多“次生”问题。比如，罚得太少，很多人不在乎，起不到该有的作用；罚得太多，又可能会激化矛盾。他说，进行经济处罚时，应该做到违法行为的程度与处罚的程度相适应，“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应该有一个自由的裁量权，根据不同地区和案情的差异，分案治理。”
日前，深圳市交警局召开发布会介绍，5月23日起，行人闯红灯不但可能会面临最高100元的罚款，相关记录还要传到全国交通违法系统，不缴罚款将不能办理考驾照、过户等车驾业务。此举意在解决处罚标准过低、威慑力不够的问题。比如，以前处罚行人时，从来不记录其违法次数。但23日后，深圳交警会将每宗行人闯红灯的违法记录上传到交通违法系统，所有信息永久保存。
闯红灯将作为“信用记录”的一类，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这在国外也有先例可循。在德国，闯红灯的人除了会被罚款，还会信用受损，第二年的保险费用也会相应上涨。同时，各种贷款也会被因此缩短还款时间，银行或许还会提高闯红灯者的贷款利率，不允许分期付款、延期支付，甚至可能停止提供贷款。“在逐渐完善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过程当中，如果能把行人闯红灯行为和这些挂钩的话，我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唐克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