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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年年喊打年年有”? 几乎每年年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都要明文严禁突击花钱。2012年11月30日,财政部亦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令人尴尬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突击花钱陷入年年喊打年年有的怪圈。 “部分的财政开支无法回避,地方政府在年底稍微增加支出情有可原。不过,三公消费在年底会大幅攀升,而有关监督部门没有完全落实监管责任,视而不见、见而不查、查而不管、管而不罚,监管体制形同虚设。”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说。 “集中支付只是地方政府年底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的一个因素,地方政府在项目规划、补贴政策、公司扶持等方面尚有工作未完全落实,年底资金到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用不完就浪费’也是政府官员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与年初的规划相比,地方政府不希望有所结余,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恶劣风气。”马遥表示。 在马遥看来,预算体制并非导致集中支付和突击花钱的根本原因,缺乏明晰、严格、及时有效的监管体制才是“纵容”地方政府年末大笔开销的关键所在。预算体制只是为地方政府年内收支做出预估,并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才是保障地方政府“合理花钱”的根本措施。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规避“突击花钱”、减少公众质疑?马遥建议,一方面,加大政府收支账目的公开力度,将涉及的明细科目做全面公布,让企业、专家、普通百姓参与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在地方官员中开展普法、普德教育,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避免铺张浪费、面子工程、中饱私囊等不良现象的产生。 此外,北京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指出,虽然年底突击花钱不违法,但却存在违法性的风险。他建议,应逐步将财政年度拨款制度,改为半年、季度拨款制,甚至最终可以细化为按月制定预算并拨款。这样,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将逐步减轻,财政拨款也会更加细化、更加合理。
“不花白不花”心理从何而来? 《法制日报》报道,北京市一家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透露,钱不用完会影响第二年的拨款,上级领导就会施加压力。“领导在公开场合也会强调节约,但私下都会督促下属部门单位尽快完成年度预算开支。对于一个地区和单位而言,倘若在年底前不能花掉所有的经费,那么在下一年度争取经费时,‘叫价’就会显得底气不足。”令人担忧的是,有业内人士指出,一场年底花钱的“大跃进”,极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到了年底,各种总结会、庆功会、表彰会接连召开,平日不敢动工的楼堂馆所趁机上马,平时不敢购置的超标轿车也有了机会。这些‘突击式’花钱,免不了给少数人提供可乘之机。比如在‘跑部进钱’的过程中,少不了‘孝敬’实权官员;一些楼堂馆所开工,也少不了给上级审批部门送钱。”湖南省长沙市政府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说。 “‘年底突击花钱’,行政成本很可能被无度使用,很容易造成行政机关内部的资金黑洞。因为留存了大量资金,有些人就会想方设法把行政经费变成个人经费或者小集体的经费来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政府法治研究院教授王敬波表示。 湖南省审计厅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从审计的实践来看,预算执行进度前低后高不够均衡,根源恐怕还是因为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对何时执行什么项目、执行多少预算额度的刚性约束不强,导致多出来的预算额度无法花完,只好突击花掉”。 “我国的预算编制、管理、审批、执行、监督职能‘链条’,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坐守阵地,属于‘流水作业’。发改委、财政部门负责计划和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人大财经委或财政编制委员会负责草案的审批,然后交发改委、财政部门负责编制的执行,审计部门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结果,这几个部门都与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有一定的影响关系。”这名工作人员说。 王敬波认为,目前在预算的监督上也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在哪些钱该用、哪些钱不该用等问题上,没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现在虽然有审计监督,但是审计监督有时候很难对行政机关的经费该不该花、花到什么程度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近年来中国行政成本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为“年底突击花钱”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大开方便之门的作用。 “目前,在保障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设置各个关键控制环节上,千秋各异、利弊交织。只靠预算编制部门一家‘单打独斗’显然不现实。应该看到,现在缺少的并不是力量和资源,而是有效配置、利用所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立足现有体制,整合与预算编制管理、执行、审批、监督有关的职能部门。”上述审计厅工作人员表示。 据介绍,中国现行财政预算编制是采用增量预算法(基数加增长),以上年的收支情况为基础,根据对经济发展情况的预测,增加一定的比例。但是多年运用下来的结果是“预算套预算”,而基数本身合理与否都还存在问题,以至于不能符合实际的情况。钱花不完会被扣上“办事不利”的帽子,所以政府部门会有一种“不花白不花”的心理。 对此,王敬波分析说,预算公开才是治本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预算公开。实际上,目前整个体制的监督很乏力,而且很多都是内部自我监督,很难控制得好。如果把不同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都公开,就会把行政成本运作的控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