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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变形记”:从年终茶话会到政治宣讲会

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多年,但如今的春晚相比最初而言早已天翻地覆,也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从一台单纯的年终综艺晚会,演变成一个集合着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宣讲仪式。这种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型虽然因一年年过去而悄无声息,但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让春晚的气质出现了“巨变”。这里既有硬件发展的辅助,但更多是依附着时代背景的推进,并与人们政治和社会心理的演变进行着互动。

  1990-2000:春晚大转型 政治色彩渐浓

  1990年的春晚,虽然抓住了80年代春晚的尾巴,且采用了锦标赛的新颖形式,但临近零点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居然来到了直播现场,并发表新年贺词。国家领导人来到春晚现场,只此一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春晚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而政治色彩也渐浓。

  这样的转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时代背景的重大影响。90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又进入一个急剧转型的新时期: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政治与社会逐渐稳定,大踏步地搞建设谋发展成为可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形象逐渐清晰,因此,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也随之铺展开来,而许多小人物的事情也往往放在时代背景中得到升华。投射在春晚上,这台年末的狂欢盛宴势必要集中来展现这种时代大转型下的大事件与小事情。这种展现可以是直接的,最典型的就是用各种歌曲来歌颂党歌颂国家,《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我属于中国》等这些“新红歌”,均在春晚舞台上演唱。当然,这种情况从春晚诞生之日起就有了,《我的中国心》不就是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吗?只是在90年代,更多的歌曲打上了时代烙印,在现实背景下歌唱党和国家。也因此,男如阎维文、郁钧剑,女如彭丽媛、宋祖英、董文华、张也等人也随之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唱家。

  相声小品的政治与教化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且这个时期相声和小品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始变得不再泾渭分明。而随着国家和现实叙事要求的强化,小品的戏剧形式因更能形象表达,在势头上也开始压过相声。那些早期表演喜剧性质更强小品的演员,在90年代中后期的春晚上也开始表演更多掺杂政治与国家叙事的小品,陈佩斯、赵本山、黄宏、宋丹丹、郭达、蔡明等无一例外。而相声的传统形态因为赶不上时代潮流,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朝小品靠拢。内容上例如1997年侯耀文和石富宽的《京九演义》,在香港回归前说这样一段相声,政治意涵不言而喻;1998年牛群、冯巩的《坐享其成》,名为相声,实际上与小品无异。

  主持人的专业化也是这一时期春晚形成的特色。原来那些兼职演员的主持人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性的主持人。整个90年代的春晚,无疑是属于赵忠祥和倪萍这对黄金搭档的秀场。赵倪组合将春晚主持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主持人真正开始发挥“主持”的功能,而不再只是一个报幕员式的承上启下的角色。因此,如何表达党和国家层面宏大叙事需要的那些字词句段章,就成为主持人的一个甚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总结下来,党和国家形象与宏大叙事开始全面渗入春晚舞台。无论歌舞,相声小品,还是其他节目类型,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讲述着、附和着时代大主题。一个盛世中国的景象逐渐在春晚上崛起。

  不过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春晚舞台上这一时期也越来越多市场、商业和消费的符号。到了世纪之交,这种政治宣讲与市场消费在春晚舞台上交相出现变得异常扎眼。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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