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共产党的中层干部需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在治理国家前先接受省的锻炼和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担任省区市党委书记就进入了学习国家治理之道最好的学校。在经历了长期、激烈的竞争；积累了处理各地区、各部门难题的经验；熟练把握形势，掌握各种资源信息之后，有为的干部才能在严格的考验中脱颖而出。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有能力管理好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说直接一点，这就是个政治学习过程，学好了的可以上去，没学好的基本就退休了。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为例，他曾经担任过上海川沙、嘉定县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后来调到江西省担任省委书记。江西省是个大省，有4500万人口，经济总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中央的高层干部几乎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练，才能坐到现在这个位子上。
成为中央委员之后，高层干部们还需迈上第二个台阶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个台阶的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在“集体交接班”过渡期中，他们需要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在这个“实习期”和“预备期”中，他们全面接受治党治国理政之道之术的“强化训练”，为他们将来集体结伴作各种政治准备。
既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承担着确保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至高责任。正因为此，中国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必须非常谨慎。这样，集体交接班机制不但有效地避免了个人独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严格的政治考察，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掌权，导致中国目前取得的伟大成就付诸东流。
集体学习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学习型政党，中国历任领导人都带头学习、提倡学习，逐渐形成了学习的优良传统。2003年，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正式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通过集体学习，党中央领导核心与决策咨询、政策评估部门展开积极互动，汇总多元背景信息，群策群智完成信息分享与综合判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积极学习创新、不断与时俱进。
在这一机制下，中央政治局定期邀请国家智库成员，向全体常委做专题授课，并召开各类讲座、研讨会。政治局常委则围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重大问题，向顶尖专家学者征询意见和建议。正是通过这种建设性交流，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在各决策咨询部门的帮助下，恰当地处理重大棘手问题。
我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除了要给学生上课外，还要给在职干部上课，专讲中国国情与改革问题。过去只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设立此类课程，后来拓展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国防大学等各类高校。今天，领导干部集体学习已经是一个制度化高、参与度广的机制了。
实际上，干部学习远不止于书本和教室：各级党委、政府、国企、事业单位，都是培养优秀干部的大课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工龄为43.6年，党龄为38.9年。习近平1953年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4年入党——也就是说，他在公共事务、组织管理方面已积累了四十余年的学习经验。
集体调研机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0年便提出了这个著名论断。
任何公共政策要获得良好效果，其决策就应建立在大量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治理起来千头万绪，一个人再有智慧、能力，也不可能了解那么多信息。在个人领导体制下，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严重影响了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下，政治局常委分管不同机构，下属多个研究室、委员会，这些内部智库负责为领导集体搜集各种信息。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们也非常注重深入基层，着眼于不同侧重点广泛调查，充分采集第一手信息，便于接下去全面汇总、集体讨论、达成共识、做出决策。集体调研不但可以促进地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也是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的积极手段。
中国曾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易受国际经济环境震荡的影响。制定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乎国计民生，尤须审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国家的政府要么措手不及，要么束手无策，而中共第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第一时间展开了实地考察，通过调研很快形成共识，最终非常及时地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种高度制度化的集体调研、集体决策机制，未雨绸缪，使中国能够从容应对外部挑战。
在今年3月新版的《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我添加了一个附录：《踏遍青山，问计于民》。根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总书记自上任起至2013年12月末的400余天时间里，共用了39天，进行了14次国内考察调研，遍及全国1/3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七大军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为此，习近平特意拜访了湖北的农户，亲自询问农民的真实想法。他也会听汇报，听专家意见，但领导人不能仅有二手材料，通过调研获取第一手材料，是帮助领导人全面了解情况、综合判断的好方法。
集体决策机制
共和国六十余年来的历史实践，让党中央清楚地认识到：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重大决策中的个人作用越来越凸显，逐渐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削弱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生活和正规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经历了一场混乱的浩劫——如果中国当时能够保持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确立下来的政治原则，坚持集体领导不向个人领导退化，发生在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在较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领导集体内部的权力不对称性，往往会妨碍其做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政治权力结构逐渐失衡，这和他后来犯的错误密切相关；后来邓小平重建党中央集体决策机制，恢复结构平衡，为集体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的集体决策，本着“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西方在看待民主集中制时，总难免戴着有色眼镜，但实际上，信息互换、追求共识等民主程序，正是中国集体决策机制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形式。
有85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最大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它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核心性制度创新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明显、社会利益多元的文明型国家，只有接受集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全面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级政府部门良好的分工协作；也只有这样，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凝聚到一起，不断推动中国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翻页请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