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开。在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在努力争取，发展中社会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西方化的迹象；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本身，则处于新一轮危机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现如何，民主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客观条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著述，称当时的民主化为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不去讨论民主化的品质，人们也可以说，在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在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首要的因素当是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领域，西方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单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扩散到非西方。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不遗余力，今天不管富国还是穷国，与民主有关的政治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要争取的权利。
其次，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进步，更使得社会的政治参与具有实质性意义。媒体的进步始终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条件，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体化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自己掌握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记者、评论员和政治人物等等。
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看，现在所有的民主化过程不仅是一国国内的政治过程，而已演变成国际过程。西方世界的干预已经成为现实。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政治主权，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隔离西方影响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对派的社会，西方的干预更是顺畅。在有反对派的地方，西方干预的动力不仅来自西方，更来自内部社会力量的需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非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社会力量，“邀请”西方来干预本国政治。
这些因素也对现存西方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挑战（本栏前一周已经论述过）。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有自我纠正机制。西方民主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的时间并不长。大众民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对称。西方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明白的不对称问题，有待观察。
民主产生在西方，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西方有条件促成民主的进步和转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会，往往是激进式的“大众民主”，因此弊端越来越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难找得到运作良好的民主。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当地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难运作起来。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今天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变“一元一票”
寻找这样一种替代民主形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塑造精英共识。西方在精英政治阶段，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识政治。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从君主贵族政治变化而来。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君主贵族，英国最为典型。君主制下产生的多党政治，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使是选举权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在既定的规则之上玩政治，政治稳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间的共识，也使得反对党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其意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往往具有建设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着各党在承认国家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的政策进行争论，轮流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