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机会向每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人敞开大门，这种理所当然的信念也是危险的。只要有才能，机会就是均等的，成功对贫民出身的孩子也并非遥不可及。所以，当公共政策转而关注贫民阶级时，这种信念会减少人们对贫民困境的重视。因此，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比起他们的大人更容易陷入穷困的境地，其原因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
打破这一代际困境的方法很清楚的：在成长的早期阶段要准备一个拥有可靠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成长环境，这会培养孩子的能力，随着其成长提高发展技能，并最终增加他们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
才能是可以被培养和发展的，甚至连先天条件都会随着环境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样子。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孩子和父母的收入相关度最大，其原因这不仅仅是人口学或是美国人天生有企业家精神。公共政策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强调机会均等的政策对低收入家庭更有利，更平等，这样的政策推广和维持起来也更容易。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全天制的幼儿园向所有4岁和5岁的孩子开放，而奥巴马政府若是想在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就不得不在明里暗里面对一大堆抱怨和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
当然，丹麦和加拿大排在前1%的人群也是享有特权的：在这世界上无论有才与否，像古斯•温纳这样的人可不少见。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30%的年轻丹麦人和40%的加拿大人曾经在他们父辈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收入越高，这一比例越大。在丹麦，在前1%家庭的儿子里，有超过半数在他们父亲曾经的雇主手下工作，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更高：有70%如此。
美国的情况与之不相上下，根据2006年的研究，多达半数的工作是通过亲戚、朋友和熟人找到的，而通过熟悉雇主的“上一代的男性亲属”找到工作的人通常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丹麦、瑞典甚至加拿大的年轻人能够在保持自己顶层地位的同时给多数人提供流动的机会，因为在那里少有对顶层阶级的关注，也少有关于才能和梦想的华丽辞藻，正是这两者阻碍了美国人向社会上层阶层流动。
即使他人有着如乔布斯一般的杰出才能，也不能改变这些企业领导的世袭制。这些美国家族企业新任命的CEO是家庭成员的可能性大于三分之一。如今，随着家庭成员的上台，比起那些聘请外人的企业，这些企业更可能遭遇业绩的下滑。
平均来说，这些家庭成员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管理才能，倒是都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是连接美国梦的一条重要脉络，并将继续心怀抱负，坐拥前五分之一的收入分配。
中上层阶级家庭察觉到，他们的相对低位已经有了一个大幅提升，对他们来说，1%的家庭是重要的试金石。全球化和科技革新改变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下一代人手握大学文凭甚至更高的学历，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将使他们立于直面顶层阶级的风口浪尖。
这是一个更不平等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给了中产阶级更多资源去培养孩子的能力，也激励他们去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因为下一代需要争取的东西更多。这些有抱负的家庭相信，只要再努力一点点，他们就能跨进那1%的门槛，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一样有可能成功，甚至更有希望。
之于他们，一个建立在努力、才能和随之应得的事物上的美国梦依然存在着，因此，尽管有着相当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去支持改变美国的公共政策来迎合最最迫切的需要：底层人群改变境遇的期望。
(作者迈尔斯·克拉克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公众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文原载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7月21日，观察者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