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温纳(Gus Wenner)是目前《滚石》杂志官网负责人，将这个职位给他的是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兼出版商简•温纳(Jann Wenner)，同时也是他的父亲。简•温纳迅速回应了人们对这一任命程序的质疑，说他的儿子极有才能，并且在成为负责人前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众所周知，他是从公司底层一步步做上来的，这充分表明他具有“魄力、教养、魅力，以及一切领导需要具备的素质。”古斯•温纳现年22岁。
一出大学，甚至一出高中就到老爸公司任职，古斯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家族联系是一种寻找临时实习或是长远事业的普遍方式。但是，无论是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或是享有提升能力和抱负的高起点人生，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1%的孩子和其他99%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
这已经不是稀罕事，但它恰恰体现了什么是不平等，揭示了“Just Do It” 版美国梦的虚幻承诺，也让我们更为鄙视那些“人生赢家”。随之而来的是，它削弱了人们对于提升底层儿童境遇的公共政策的关注，这些孩子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原本更应该得到重视。
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强烈的家庭羁绊正将美国人引向歧途。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美国梦”的意义时，一些典型的答案有“想做啥就做啥，想说啥就说啥”，“只要努力就能取得任何想要的结果”，以及，“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任何人都有能力获得成功”。
为什么“美国梦”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很多富裕国家的国民能更长久地忍耐经济上的不平等?原因恰恰在此。相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可能性，不仅使一些人不道德地用“天赋、能力”等理由为不平等辩护，还加深了低收入者的希望。毕竟，你要是相信你或者你的孩子最终能攀上高收入的阶层，你还会强烈要求减少这种不平等吗?
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永远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巨大的不平等还是让天平发生了偏斜，成功的核心秘诀成了事业有成的爸妈。
比起美国，在丹麦和瑞典这类最平等的国家，以及在社会不平等水平居中的加拿大，孩子有着更广阔的前景。
较之加拿大人，在社会顶层和底层长大的美国孩子，更有可能承袭父辈们的收入水平。由收入排前10%的父亲养大的孩子，其中25%工作后仍处于前10%，25%不过跌出收入前三分之一。于此同时，收入排最末10%的父亲，他们的孩子一半仍处在原来的后10%，最多不超过后三分之一。而加拿大的高收入阶层人员则没有这么固定，在底层长大的孩子在收入上也更有可能进入中上层。
该研究中没有将母亲的收入情况算入，这样做是因为过去女性不算作劳动力。这也许在过去是有意义的，但并不长久。未来，参加工作的母亲将急剧增多，高收入者也将呈现互相联姻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使家庭收入成为巩固特权和地位的一种方式。
但是，听了简•温纳夸奖自己儿子的才能之后，家长们被这样一种美国梦所吸引。对孩子的能力抱有巨大期望的美国家长们是不会收拾行囊去丹麦的，也不会越过国境去加拿大。
其实吧，孩子们总要从父母那里继承许多事物：身高、美貌、人格，更不用说“魄力、教养甚至魅力”。如果某些遗传特点或者家族文化继续像过去那样对成功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和孩子的收入紧密相连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人口相对较少，成分相对单一的丹麦几乎不能和存在巨大种族差异的美国相比。那么，丹麦孩子所面对的社会更为均等，这大概是因为原本丹麦的空想家和企业家们就更少?所以丹麦出生的孩子们也更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