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中国讲述德国，无论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德国，还是极权以后悔罪中的德国，都是一种叙述，一个故事。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中都有德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
前不久，通过网络看到高全喜在台湾《思想》杂志二零零六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高文中肯地批评张着以文化化约政治和经济，以至于完全忽视甚至遮蔽中国现代性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高文对中国与德国在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显示的相似性也有敏锐的观察：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条件，近二百年来，中国和德国都是不得已被裹挟进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浪潮，并不断在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寻求并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与风范。
尽管张旭东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正如高全喜所暗示的，囿于其德国文化情结，张旭东只讲了“德国故事”的前一半，即德国思想家们(无论左派右派)对“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和对德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与发扬，而避开了“德国故事”的后一半，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知识分子吸取历史教训，努力通过民主宪政来争取德国的政治新生。
在这里，我仅想为高文提出但并未展开的命题做一个脚注，将极权制度下德国的三十年代与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略作比较，并从二战后德国社会对纳粹时代逐步的悔过和反思看一看我们可以如何以德国为鉴，在对文革灾难的自审和自醒中克服扭曲的人性，得到道德的新生。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德国纳粹政治的相似，其实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被一些了解德国情况的中国人所察觉。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一批现当代外国作品，包括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内部发行” (即仅供中共高干层阅读)。到了文革期间，这些译作流传民间，俗称灰皮书和黄皮书，其中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译作之一就是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不少读者为此书所震撼，就是因为他们在夏伊勒笔下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子。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不愿意承认、但最终又确信无疑的“极左”和“极右”之间的相似。
粗略看来，中国六十年代与德国三十年代的共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者都是精神统治登峰造极、官方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然而，“统治”、“控制”之类的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不同，在强权高压之外，以各种文化手段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包括口径完全一致的各种媒体、频繁的群众集会和首长讲话等)，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及其理想主义的狂热是三十年代德国和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它更接近原教旨宗教的虔诚与狂热，而有别于三十年代斯大林官僚、警察体制统治下的苏联。这种思想控制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如果强权专制多半是让人由于惧怕而驯服、顺从的话，那么极权的控制同时还要依靠有洗脑功能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至于迫害人的人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了一个无限崇高的事业而奋斗，在通往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上理所当然要清除一切障碍，“扫除一切害人虫”(毛泽东语)。正是这种极权主义的教育和思想控制，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红八月”之类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行暴的热血青年。这样的极权统治必然仇视个性和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它推崇“人民”以否定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结果，纳粹德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造就了盲从、狂热的群众，毁灭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