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罪行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监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的十二年里，德意志民族会落入纳粹政治的陷阱，多数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场空前的人性灾难，这个问题却是要每一个德国人自己回答的问题。
在战后十几二十年中，沉默、否认、推卸罪责、以及有意无意地夸张战时德国人对纳粹政治的抵制，这在德国民众中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战后的联邦德国恢复了民主宪政，有了自由言论的空间，还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去纳粹化的进程中能够畅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复兴德国古典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问题。就拿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吧，这位被阿伦特称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学背景的哲学家在战后发表了《德国罪感问题》、《哲学回忆录》等一系列著作，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普世主义的角度深刻检讨纳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罪感问题。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反思极权政治的迫切性，同时又看到，对卷入纳粹政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反思是很艰难的。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学(包括教职人员的去纳粹化)、培养新一代的国民与清算极权的影响、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在发表《德国罪感问题》的同一年，又写了《大学的理念》一书，阐述他对大学目的与责任的看法。尽管德国人对纳粹时代的反思起步艰难，但由于有民主体制对言论的保护，像雅斯贝尔斯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正义的声音不仅使人们不能轻易忘记过去，而且促使德国政府和社会在战后的新一代趋于成熟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终于能够直面历史，对纳粹极权的罪恶作出真诚的悔悟和谴责。一九七九年系列片《大屠杀》问世，并引起强烈反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文革时期中国对人性的摧残与纳粹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文革后中国社会对极权时代人性灾难的反思与战后德国相比，不仅有很大差距，而且近年来竟呈倒退趋势。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开始动手清除中央内部的文革派，尤其是最忠实于毛泽东文革思想体系、在全国早已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十年灾难就此结束，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以后的几年中，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现实主义、经验主义挑战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和华国峰所坚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两个凡是”方针;在胡耀帮的主持下，大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名誉得到恢复;同时，官方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自民间的“伤痕文学”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予以宽容。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来看，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反思文革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由于党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不允许国家有健全的民主体制及随之而来的言论自由，对文革的批评只能在官方控制之下进行。从党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作为一场延续了十年的浩劫，文革必须否定，否则党的领导将失去合法性;但深入反思、彻底清算文革的问题又将有损党的威信，甚至对党的统治的合法性造成严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正式否定文革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毛泽东思想被称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却不能包括毛泽东本人最看重的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类似的矛盾之处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党对权力的忧虑，即便在政治气候相对温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还是会有不断的“春寒”，对文革的批评稍严厉一点(如仍属“伤痕文学”的电影《苦恋》)，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宣告了政治解冻的结束，从此文革研究在大陆也就成了禁区，观点尖锐的研究著作和详实的文献资料只能在香港或国外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