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忘却的历史和扭曲的记忆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记忆过去，正是为了当下和未来。如果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人性灾难之后，我们仍然看不到每一个个人仅仅作为人就应有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影响下都可以崇高的名义行暴、犯罪，那么，仅仅放弃具体的文革意识形态、政策和行为，远远不能清除文革这种形式所代表的本质的恶。在阶级斗争偃旗息鼓后，民族主义(或所谓的“爱国主义”)成为新的专制国家主义统治意识形态。大国论和强国主义再次吸引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就有特别反感文革反思和文革批判的。他们有的采取一种特别的话语策略，那就是用讲述二战前的德国故事来兜售“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政治和引导“如何做中国人”。正如高全喜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做中国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政治制度下做中国人。在回避文革反思的同时，真正的做中国人的问题被刻意替换掉了。
在中国讲述德国，无论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德国，还是极权以后悔罪中的德国，都是一种叙述，一个故事。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中都有德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这两个故事前后相连,少了任何一半，德国知识分子介入德国政治的故事便不再完整。 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否完整地讲述德国故事却能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影像。如果我们只讲述前半个德国故事，那么看到的将是如何走一条具有德国或中国特色的强国之道。如果我们前后相连地讲述整个德国故事，那么就能看到，这条强国之道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人道和道德代价的。即使许多曾经为这条强国之道所吸引过的人，在经历了极权灾难之后，也都不再把它视为一条幸福之道。
因此，我们不妨把“德国故事”当寓言来读：它可以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一面风月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