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乔治·索罗斯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 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 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 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 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索罗斯认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 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联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 ，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 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 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
索罗斯提出，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 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 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