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的渐进趋向
第一产业时代是自给自足的时代，人类分隔生存。全球分工始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分工。在第二产业时代，资本主义市场创造出“世界经济”，全球分化成富裕的“核心”国家和相对贫困的“边缘”国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分工更要求全球分工，甚至是打破国界的全球分工。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认识意味着放弃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常用的“系统论”方法，放弃追求“形而上”理论的简洁美观。
在第三产业时代，只有人口庞大的“大国”才可能应付被边缘化的威胁。集团式的区域经济整合，包括本区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创造出如欧盟般的“虚拟大国”。拉美与东盟各自有6亿人口，比欧盟人口多，分别是美国人口的一倍或中国人口的一半。若遭美国或中国压迫，这两个区域势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比较19～20世纪的条件，在21世纪，“大国”甚众，一国独霸世界非常艰难，或许不可能。
在第三产业时代，高等教育成为进入“中产”的前提条件。教育机会的争夺正在取代意识形态战争和生产资料的争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塑造“人类平等”和“人类共同利益”观念。以互联网为平台，一个以英语为“普通话”，混合多元文化的“世界文明”正在崛起。
第三产业时代的大国关系出现了新型的“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呈现下述三个进步的大趋势。
大国关系里军事对抗的色彩将日趋减弱，以“安全”考量为主的传统地缘政治将被地缘经济取代。大国间的战争离我们渐行渐远。美国减少军事开支是必然趋势。当美国军事压力减轻，中国在军事硬件上迅速增加的开支也会适可而止。中国与美欧日关系的着力点在产业升级，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着力点在转移低端制造业。中国势将带着丰富的减贫经验和规模巨大的制造业装备、技术、资金，大举“南进”，促成“南方”电讯、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促进“南方”国家间的和平。正如在非洲已初步呈现的，这个趋势未必会激化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反而可能日渐受到西方的肯定，甚至导致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合作。
西方(或欧洲)中心观念、意识形态化的冷战观念、传统的“霸权转移”(导致战争)观念，都是反时代潮流和反进步的，势将走向没落。美欧日终将认识到，21世纪不再是一国能独霸世界的世纪。中国只是个特大经济体，既无能力、亦无欲望通过武力统治世界。中华文明无利剑、经书、字母，不是传教型文明，而是学习型文明，也是世界上最世俗、最物质主义的文明。中国的外交目标始终如一，即希望列强减少歧视，平等待我，允许我与发达国家之间像美欧日之间那样，在人员、货物、资本上自由往来。
“零和”式的霸权关系将逐渐被共存共荣的现实取代。中国的崛起绝非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英语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人的使用而更流行于世界。西方擅长的第三产业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的加入而供需两旺。西方关于人类精神的理想主义也不会衰落，将会因中国人不断加深的理解而获得更大的财富支撑。中国融入世界，不仅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和制度偏见，还会成为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力量，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例外。支撑“新型大国关系”的欠发达国家还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这三个人口超过两亿的大型国家，还有人口过亿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墨西哥，乃至人口行将过亿的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欣欣向荣。加上先进的美国和日本，上述世界人口最多的12国占有世界人口的60%。世界各大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方兴未艾，联系越来越紧密，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在21世纪，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用战争来解决，战争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欧军火商和战略家们通过散布“恐惧”来制造战争的传统办法应遭到新兴势力的唾弃。
“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崛起，美国将不得不转变思维方式，未雨绸缪，准备应对30年后出现的特大单一经济体。对抗和遏制逆世界潮流而动，徒然浪费大量精力和钱财，乃至重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覆辙。与中国密切合作，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创造人类新一轮的繁荣和进步，是美国未来应有的、适应人类进步时代的选择。有了进步的思维，有了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