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企图塑造现实的思想体系。19世纪产生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均以固化的阶级利益集团分际为基础。意识形态虽强调“科学论证”，却如宗教般依赖人们的信仰生存。21世纪的制造业已然碎片化，不再成为划分阶级的生产基础。“阶级”这个2400年前古希腊时代崛起时的欧洲概念正被简化成收入多少的差异。在第三产业时代，收入多少的差异很难被家庭传承、固化。保护知识产权比保护生产资料产权难得多，专利保护至多不超过二十年。在发达国家里，居然有99%的公民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与19世纪的“阶级社会”迥然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否“中产”与高等教育的质量密切相关。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的国际化，随着跨国旅行日渐寻常，青年们对世界各国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其思想正在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阵营”分际。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非“左派”国家，亦非“右派”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没落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第一，意识形态的没落导致观念的碎片化，“阶级政治”变成了“认同政治”。第三产业时代的核心政治概念是“认同”。认同政治的主战场是大众能随意参与的(移动)互联网。群体认同在各种浅薄、时髦的互联网价值观中飘忽不定，比如对环境、性别、劳动、民族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念比“阶级利益观”的弹性大得多。网上形形色色的信息和随意发表的评论构成了虚拟世界，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反过来说或许同样正确，虚拟世界的碎片化塑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
第二，观念的碎片化导致对利益认识的碎片化，传统的政党政治走向衰落。欧美的茶党、绿党、海盗党、还有日本形形色色的“党”，已经不能用富人或穷人的“代表”来归类，而是在具体议题里“认同”的临时组合。五花八门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此起彼伏。这些非传统“政党”尾巴摇动脑袋，左右政党选举。如此，政治家与选民的蜜月期越来越短，难以获得稳定的多数支持。以“多数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契约”正在走向没落。发达国家的大型政党政纲日渐含混、趋同，纷纷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越来越像中国执政党。在欠发达国家，制造业兴起时代的欧式阶级斗争注定不会被普遍重复。
第三，利益和政党的碎片化导致大国对外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而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缺乏对外政策的社会共识是普遍现象。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都有影响对外政策的机会。尽管还有学者热衷于设计19～20世纪式的“大战略”，却经常被公众嘲笑。分辨敌友是“大战略”的基础，而今这基础由于“相互依存”而趋于瓦解。哪些大国互为敌国?在大国各自的社会里，关于大型“敌国”的判断缺乏共识，表述都极为含混，比如“竞争性的伙伴关系”。在中国，追求“国强民富”成了最明显的“大战略”。这并非外交战略，更非“全球战略”，而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全民的一贯追求。不仅美国国内缺乏对外政策共识，所有大国都是如此。与冷战期间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而今大国的外交政策被具体问题和突发事件牵着走。然而，全球化与碎片化的国内社会共存，关心定义含混的“人类共同利益”正在成为大国行为“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