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观念
“大国”指的是实力出众的国家。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左右国际关系大势，决定人类走向战争或和平。
2400年前，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细致地描述了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相互冲突的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他又声称，战争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这个判断千古不朽，因为他抽象了大国关系的两大要素，即能力和观念。利益貌似客观，对利益的认知却是主观的，是由观念塑造的。若雅典不视斯巴达为敌，若斯巴达不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两败俱伤的大战或许不会发生。两大城邦原本可以是拉动希腊城邦世界的两架马车。换言之，相对实力变迁与观念互动是战争与和平的两大根本原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相对实力的变迁，忽略观念互动，认识论上倾向“唯物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观念的互动，忽略相对实力变迁，认识论上倾向“唯心主义”。实际上，相对实力变迁和观念互动对大国关系同样重要。
为什么“相对实力”重要?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强者支配弱者，制定规则，领导国际组织。所以，国家的相对能力塑造国家行为。不少学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与“相对实力”同等重要，故描述无政府状态存在“不同程度”。但他们难以解释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产生和维持，更难解释大国对彼此相对实力变迁的极度敏感。在实现“世界大一统”之前，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无政府状态就没有“国际关系”。
为什么观念互动重要?因为观念塑造利益。受不同观念影响的人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观念从哪里来?形形色色的“存在”塑造五花八门的观念。
在现代世界，哪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存在”对观念的作用，哪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会把观念简化成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变迁会改变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却并不必然对应某种特定的国家利益认知。中国的“崛起”或许让中国人意识到应对“国际社会”负更大的“国际责任”。但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责任”的定义可能很不同。西方国家认为美欧富国俱乐部就是“国际社会”，西方几大报刊代表“国际舆论”，政治制度传教和经济贸易禁运是“国际责任”。中国迄今还遭到“国际社会”的高科技和武器禁运，所以可能认为拥有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国家不应被排除出“国际社会”，不应被肆意侮辱、欺凌。对中国而言，“国际责任”是减少贫困、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禁运、维护各国人民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观念从不孤立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动的。观念在互动中产生，在互动中加强或消失。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传统的大国关系形态
什么是“大国关系”?在传统的国际关系认识中，大国关系的基本目标是“争霸”——争夺支配区域事务乃至世界事务的权力。支配力的争夺当然是“零和”的，A国对X国支配力的增强就意味着B国对X国支配力的减弱。支配通常经由援助或削弱被支配国实现，即俗称的“胡萝卜加大棒”。
大国争霸的目标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取决于大国间的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
在相对能力难以更改时，观念互动就是主战场。观念的互动塑造对利益的认知。搅乱对手心智就能搅乱其对利益和目标的认知。于是，苏联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成了个问题。在古代文明的衰落史中，他杀与“巫师”鼓动的自杀比例一样高，或是两者的结合。满洲与朝鲜山水相连，自隋唐以降迄于近代，华夏国运向来系于此地大局。若想让中国难以兼顾沿海南北首尾，甚至因遭遇战争而一蹶不振，挑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是上上策。首先让中国人误以为朝鲜政府是世界上最坏的，其次用战争威胁逼朝鲜绝望发疯，最后诱使中国出重手“制裁”。中国若与此强军邻邦反目成仇，势将付出比少量经援大得多的代价。挑拨者不仅能让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白流血，而且能以敌制敌，不战而屈中国之兵。倘若中国不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不惧、不理，挑事者便只好责任自负，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国间争霸的手段是什么?抛开国内事务中的“自强”因素，国际争霸的基本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硬的物质手段，包括战争、结盟、贸易。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是争霸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在苏联覆灭前，霸主地位都是被战争剥夺的。英国霸主地位的丧失是因为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威胁导致结盟行为，因为结盟能改变相对能力。国际贸易相互补缺，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对双方有利。但国际贸易让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相对收益”，也会改变国家间的相对能力。
第二种是软的非物质手段，主要指的是近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关于“正义”的观念体系，天然具有好坏两种特性。如同战争，意识形态能凝聚或者分裂一个国家和社会，并影响结盟行为。盘算物质利益的得失属于理性范畴，意识形态基本是“非理性”的。宗教天然不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天然包含宗教。以宗教包装的“正义”很有吸引力。埃及的统治者压抑伊斯兰教，亲近西方，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当那种统治遭遇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各派信徒们的挑战，再难延续时，西方就支持推翻埃及统治者，挑动自由主义者及各派宗教信徒间无休止的内斗，以阻止埃及产生稳定的反西方政权。
软硬兼施是国际关系中最常用的手段。科技贸易禁运同向他国推销某种政治观念并行不悖。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或《可兰经》，征服了除中国外的全部世界。中国因有辽阔地域、庞大人口，不信宗教、也不用易学易懂的字母文字，故难被征服。反之亦然，无利剑、经书、字母，中国就只能奉行“王者不治夷狄”(即“华不治夷”)了。
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塑造大国关系。但能力和观念从何而来?
